在世界其他法治国家和地区的法治实践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司法者的判决造成“臭案”的经历。美国联邦联邦法院曾经审理过一个著名的案子，叫斯科特案。该案是联邦最高法院于1857年判决的一个关于奴隶制的案件，塔尼大法官主持下的联邦最高对于该案的判决严重损害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威望，因而被认定为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判史上的“臭案”。
斯科特案的判决导致让美国宪法诞生时就存在的“黑白问题” （奴隶制问题）依然无法在宪法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决，客观上产生了撕裂美国的效果，导致美国社会之后陷入内战的深渊。因为正是这个案件的审判结果，让既有的社会难题不能通过法律的手段而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那么南北之间积聚的社会矛盾也就无法得到调和，直至最后引发美国爆发内战。其后，美国的司法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美国学者将其列为美国宪政史上最糟糕的判例。因此，法官在判断时应充分认识到个案正义的实现，其实还承载着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否则可能导致了巨大的历史灾难。
中评社：所以目前外籍法官的判决，您也认定是一个“臭案”？
李晓兵：是的，作为法律人，面对这样的一个有巨大争议的判决，基本上可以给出这样一个评价。因为目前该案还在进行之中，也不能简单地认定其判决是错误的，但是可以用“臭案”来警示司法者要自我觉悟，不要滥用自由裁判的权力。
中评社：有一部分声音认为，香港回归20年，外籍法官在香港《基本法》以及香港司法体系的框架之下，不宜存在过长，您个人如何看待？
李晓兵：这个问题需要放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基本法》制定时，立法者设定了这样一种制度，我们当时对于这样一种制度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也是落实“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原则。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入，特别是香港法治回归之后面对《基本法》这一宪制性法典，以及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这一宪制地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重新进行思考，对于香港的主权和管制制度，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如何实现其合适的宪制性角色，就此需要进行新的评估和再认识。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子，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这个非常具体且真实的个案。作为香港英籍法官，是否能够承担起司法责任，即一方面要发展普通法，另外一方面还需要在《基本法》的规范下，处理好普通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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