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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桢认为，香港与国家之间共同的根源，不足以凝聚彼此的联系，关键在于能否描绘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共同想像。（中评社资料图） |
梁振英的尝试为何行不通
在许桢看来，探讨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是解决香港社会撕裂的其中一项重大课题。实际上，现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任内曾多次就这一课题展开论述，最为人熟悉的包括“一带一路”和“超级联系人”。
许桢指出，梁振英和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具有近似之处，即二人都在国际政经界——包括英美、亚太地区等——有很深的历练，而除了国际化的背景，在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中，梁振英比董建华有更深入的参与，这使梁振英更具备审视宏观形势与大格局的视野，至于董建华的金句“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则是他对香港与国家关系的论述精华。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桢认为梁振英和董建华都意识到，在宏观形势与大格局之下，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合乎逻辑的论述，那么想要把香港的未来与定位融入到国家乃至亚太区的发展之中，便是不容易说服香港民众的。但他同时以梁振英的论述为例，指梁所提出的“一带一路”、“超级联系人”等概念，基本上都未能触及较敏感的议题，譬如身份认同、香港未来的社会制度——这其中不仅是选举制度，还包括媒体发展、教育事业、税务体系、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以及不限于政策内容本身的、各范畴蓝图背后所反映的价值观、所构成的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共同想像，这意味香港与国家的整合除了在物质层面，在思想上、精神上即使并非完全统一，但起码亦应有共同的认知基础。
另一方面，梁振英作为行政长官施政的5年任期内，其中一大最受争议的焦点，正在于他的政策取向和施政理念被认为太过于倾向中国内地或太过于着重香港与内地的融合，而尽管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央无意改变香港的“一国两制”，但是“‘一国两制’变‘一国一制’”、“香港大陆化”等批评和忧虑近年依然在香港社会持续蔓延。
许桢分析说，这种批评和忧虑是因为香港已是一个相当富裕的社会，发展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若想要从物质、资源等方面说服香港的中生代、新生代，尤其是知识水平较高的中产阶级，这种做法很明显是“缘木求鱼”。他续指，在诸如“香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独特角色”的经济视角论述之前，属于第一层论述的内容始终是未来香港社会在民主、自由、法治、公义、人权等价值观和认知领域将会达到怎样的水平，以及相关的水平对于国家而言会带来怎样的正面效应，又有可能付出怎样的负面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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