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因为地处武汉，也因为我们抗击疫情的工作，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受到了全球关注，也被卷入到各种谣言中。这些谣言给我们病毒所的科研人员带来了极大压力，也干扰了我们正常的一些科研工作，还对国际学术界的正常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的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我们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我们的贡献。谢谢大家。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中方组长 梁万年:
我再补充一下。在今年1、2月份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专家组在做病毒溯源工作的时候，提出了四条可能的或者潜在的引入途径。有一条是关于实验室的，当时我们在设计四条途径的时候，是借助以往经验和我们对病毒尤其是冠状病毒性疾病的认识提出来的，包括直接从自然宿主到人，通过野生动物也就是自然宿主到中间宿主再到人，通过冷链这种跨境远距离传播以及实验室，这四个都叫“潜在引入途径”，当时用了这个词。如何来判断？当时整个的研究就是围绕这四个途径来收集资料，包括访谈、文献综述、现场考察等。
我就讲实验室的问题，一开始专家组在一块儿讨论的时候，基本上感觉，正如刚才曾主任和袁教授所说的那样，实验室两个最有可能，一个是人工合成，这是科学家们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刚才两位已经介绍得很清楚，科学界已经很明确，武汉也讲得很清楚，没有做过这个研究。但是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包括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我们最后回来以后再讨论，从两个维度，一个是支持实验室的这条证据有哪些，一个是不支持的证据有哪些。详细的内容在3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挂网的我们的联合研究报告当中都有详细记录，包括我们访问考察武汉病毒所，都有详细的考察记录，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最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极不可能”。
当时判断它的可能性用了五个维度，因为很难判断有和无，就是0和1的关系不好判断。所以这次我们对四种可能潜在引入途径，用的一种半定量的连续性的判断方法，从“很有可能”到“比较可能”到“可能”到“不太可能”到“极不可能”，是用这种五个维度的半定量方法。实验室泄漏的这个途径，我们专家是一致观点，最后形成共识的是“极不可能”。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形成联合报告的时候，我们对其他的潜在引入途径，包括从自然宿主直接到人，从自然宿主到中间宿主再到人，包括冷链，我们在下一步的研究当中都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方向、重点、方法学。但是对实验室这块，我们认为“极不可能”，现在没有必要再在这方面投入精力、投入资源。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如果有新的一些证据出现，那么可以进一步研究。如果说，有些国家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研究的话，我们从中方专家角度来看，建议到还没有开展过像武汉这样的实验室考察的国家去做，至少对其可能存在的泄漏问题，实际是安全问题有进一步了解。针对武汉实验室，我们的联合专家一起做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考察，最终得出“极不可能”这个结论。
我就补充这么多，谢谢。
凤凰卫视记者:
此前有报道称，2012年云南省墨江县通关镇矿洞中有几名矿工生病，请问根据专家们了解到的信息，生病的矿工与蝙蝠冠状病毒RaTG13或者是新冠病毒有关系吗？谢谢。
袁志明:在2012年的7月份、10月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团队先后收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人民医院采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送来的云南省墨江县通关镇4名矿工的13份血清样品。我们通过了多次核酸、抗体、基因组测序这些检测方法，没有在矿工的血清样品中检测到蝙蝠冠状病毒。这也表明这些病例与新冠病毒是毫无关系的。
刚才你所谈到的RaTG13，这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团队在2013年从云南墨江县采集的生物样品当中检测到的一个病毒序列，而不是从2012年我们收到的矿工病人的血清样品当中发现的。所以没有证据表明，RaTG13和类似的蝙蝠冠状病毒与2012年墨江矿工的疾病有任何关联。
当然，关于RaTG13的来由、特性以及与新冠病毒的差异，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多次作了公开回应。在2020年7月24号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石正丽教授的专访文章，其中也谈到RaTG13和新冠病毒之间的进化距离大约是20年到50年。如果你们还有兴趣去了解这方面，可以去阅读Science杂志上石正丽专访文章的相关部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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