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本法的两项宗旨是统一而不是对立关系
可以想见，相较于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未来“一国两制”建设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因为强调和落实“两制”，香港社会比较容易接受。现在要强调和落实“一国”，则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疑虑、抵制甚至风险。好在基本法对如何落实“一国”已经规定了明确的方针和原则，问题是怎么进一步细化和制度化。为此，首先需要解决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就是要正确认识“一国”和“两制”的有机统一，特别是正确认识基本法的两项宗旨是彼此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这两项宗旨，一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二是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基本法在序言里就开宗明义，表明国家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实施“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针，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为了纠正基本法贯彻实施中存在的偏差，近年来内地更多强调香港是在“一国”框架之下的特别行政区，必须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强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不能以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代价。这样的强调并没有错，但如果将其理解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就成了香港的额外负担，或者不符合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或者有损香港的自由或高度自治那就大错特错了。
必须看到，“一国两制”对国家好，对香港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决不是香港的额外负担，而是香港维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内在需要。假设香港成为一个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地方，势必成为中外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这种局面对国家固然不好，对香港则更为不利。如果香港成为中外势力争夺的战场，甚至成为了外国的势力范围，必定港无宁日，国无宁日。一个高度政治化特别是高度国际政治化的香港首先将是香港的灾难，香港近几年政治上的某些乱象可为此一说法的现实注脚。无论是外部势力干预还是香港少数势力对内地政治的敌对作为，都将导致香港的政治化，而且两者必然地高度关联。基本法23条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一立法是避免香港走向政治化的根本对策，既是出自国家安全计，也是出自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计，不可不切实推行。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的防务和外交由中央负责，这在涉外制度上保障了香港免受国际丛林政治和强权的冲击，可以一心一意谋发展，寻求成为持久的国际贸易、航运、金融和服务业中心。而要使此一理想安排落到实处，尚需要香港在内部立法上配套落实，否则必然是敞开大门引狼入室，自毁长城。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并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既便是中国周边的独立国家，也不可以肆无忌惮地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放眼望去，多数与中国交往的国家在涉及中国主权、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多是采取小心翼翼、谨慎从事的政策，决不可以放言无忌、胡作非为。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对中国强大的顾忌，而是因为国际准则和国际道义就不允许侵害他国主权和安全，何况还要考虑维护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同样，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在涉及他国主权和安全问题上何曾不是谨言慎行？个别受到外部势力的教唆、挑拨、纵容，在地缘政治和领土纠纷上与中国作对的周边国家，往往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最终还是选择与中国合作道路，以理性方式合作处理主权纷争和安全问题。前任港督卫奕信今年6月在伦敦接受港媒专访，直斥“港独”诉求“完全不可行”，并认为“无论在殖民地时期或是现在，香港成功的要诀就是政治上不要被北京视为威胁”。假如殖民时期的港英政府尚且小心维护香港不在政治上成为中央政府的威胁，则回归后的香港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责任不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吗？如果主权国家尚且受到国际法的约束不得侵害他国主权和安全，则主权国内部的一个地区受到国内法约束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难道有任何不合情理之处吗?
在发展利益上，香港的发展与内地更加密不可分。很难想象任何危害国家发展利益的做法会符合香港的发展利益，也很难想象内地为了自身发展利益而有意损害香港发展利益。一些进入国家发展规划的跨地区重大工程曾在香港引起疑虑。比如港珠澳大桥曾因司法复核而延期开工，这固然会影响国家发展利益，但难道不是首先让香港同样地蒙受损失？香港要同时兼得“一国”和“两制”之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经济发展上搭上内地发展的快车。中央在发展规划上充分考虑惠及香港，“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都充分考虑到香港的角色和作用。香港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国家发展规划不仅不是负担，而是香港发展的优势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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