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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助理教授，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田飞龙发表讲话（中评社 徐梦溪摄） |
中评社北京6月14日电（记者 徐梦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助理教授，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田飞龙与12日晚在北大公法论坛，就“香港政改的文化冲突及其化解”发表讲话。他表示，香港主权回归不等于政治文化的精神回归，“继续民主”会成为未来香港的政治文化方向，须重视香港青年的“回归史观”及其“公民—国民”意识模式的建构。
田飞龙表示，相比于香港政改的结果，他更关注政改的长程文化冲突。央港关系自回归以来陷入冲突重重的氛围，无论方案能否通过，香港都会有社会运动的报复性返弹，并会有新的表现形式。香港占中是法治社会中的违法抗命运动，这体现出香港法治已被去魅，广场政治挤占香港精神空间。香港人如何看待人大831决定可从HKTV的《选战》电视剧看出端倪，剧中预测未来香港特首会带领港人继续争取民主，可以判断，“继续民主”会成为未来香港的政治文化方向。另外，“港独”正在试探香港的政治文化思维的底线，表现为陈云从提出香港城邦论到建立香港独立党，“港独”会成为政改后，香港人政治闯关的方向。
他强调，香港政改是一场文明的冲突与对话。香港主权回归不等于政治文化的精神回归。香港是成功的殖民帝国的成功的殖民地，具有牢固的殖民史观，并构成香港人的现代史观。同时，香港是民主全球化的战略前哨。香港菁英自我代入的东方冷战史观，坚持民主与专制的二分法，不信任中央，不信任改革的许诺。与此同时，大陆则是半殖民地、是西方化不忠实的尾随者、文化韧性和政治自主性。香港政治文化呈现不断西化的特点，大陆的政治文化则是不断重构的历史。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大陆是未被市场经济和民主体系严格驯化和接纳的“门外汉”和“野蛮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政改（普选）是一种具有结构性对峙与代表性冲突的文明间对话，其主要话语和力量并非完全基于中国自身，也不完全基于一国两制的宽泛宪制框架。香港的普选依据是普的“国际标准”以及反对派的政治主张，这与内地严格基于《基本法》就产生了政治文化的冲突。
田飞龙认为，政改冲突体现了两种基本法法理学的冲突。国家主义认为普选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平衡，实证主义则认为政改不能脱离《基本法》框架。由于复杂的国际背景和香港本身与内地的政治文化冲突，普选方案的确定成为了地方民主与国家利益，内地与国际干预的平衡。结果就产生了激进的占中运动。他表示，反占中没有胜利，因为在港内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让政改通过。演变结果将会是一方强制闯关，另一方捆绑否决。若政改被否决，各方会动用政治、理论力量相互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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