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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改的文化冲突及其化解”主题的北大博雅公法论坛（中评社 徐梦溪摄） |
他指出，《基本法》条文是根据“居民本位”，而非“公民本位”定义香港国民意识。长此以往，港人治港会向地方主义与本土主义进行演进，无法建立起对国家和宪法的认同。同时，港台现在具有同气感，让香港的民主活动具有了区域联动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有些人提出建立“基本法爱国主义”。我则认为基本法爱国主义是一种温情而脆弱的想象。首先因为《基本法》有不同阐释各不相同，一种是国家主义的法理学，以白皮书为代表，另一种是普通法自由主义，以香港法律共同体的历次阐述与抗争为代表。
港人对《基本法》的理解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民众的超文本理解，他们根据大陆领导人讲话来理解，影响港人对回归的认知。实际上，领导人讲话只是原则性政治宣誓，与《基本法》有出入。但普通民众并不理解，产生认知偏差。第二种严格的普通法宪政主义，以《基本法》为“小宪法”，以《基本法》中的权利条款为本位，严重忽视《基本法》的“政治宪政主义”内涵与面向。《基本法》是义务缺失的高度自治法，港人不纳税，不当兵，不学习内地政治文化与体制知识。《基本法》再教育的实际困难，高度自治权限定了再教育的方式和深度。近期焚烧《基本法》的现象体现了港独与重新制宪，政治激进主义，非主流，但经常与香港反对派政治运动合流，影响不可低估。
田飞龙最后表示，我们需反思是否应该让白皮书作为央港之间的共同政治基础，或是应引入中国宪法。而不应让中国宪法与基本法之间的关系仅剩31条这样的条款。另外为了一国两制长远演化，要适度引入中国公民概念与义务观，让香港青年转入守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