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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022年台湾地区与重点国家（地区）渔业合作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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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台湾地区渔业产量及产值变化情况 |
（二）外销为主、分散市场挑战大
因岛内市场有限，台湾地区水产品逾七成用于外销。近年，受两岸关系持续对立及贸易摩擦增多影响，民进党当局积极拓展内外销市场，试图分散对大陆市场依赖。一方面，通过强化冷链、拓展深加工、提供内销补助、优惠贷款等方式，刺激岛内民众加大对少数大陆进口管制水产消费，但同时对其它水产品产生挤出效应。台湾渔业主管部门与岛内连锁超市及线上平台合作扩大内销，与教育部门合作推动“班班吃石斑”，塑造“全民挺石斑”舆论氛围。另一方面，通过官方推销、补贴运费等方式，拓展亚洲及欧美市场。据台湾当局贸易主管部门统计，2022年台水产品出口约16.84亿美元，同比衰减1.46%。其中，对中国大陆出口1.69亿美元，同比减少43.10%，为台水产品第三大出口目的地，较2021年下滑一位；对日本、菲律宾、越南出口分别增长28.61%、53.57%、54.29%。但拓展新市场仍面临适应新法规、行销渠道建设、新竞争对手、投资回报周期长等挑战，进一步提升营运成本。如日本仅进口龙胆石斑（鞍带石斑鱼）品种的加工品，禁止输入由龙胆石斑与老虎斑杂交配种出来、较高抗病性的龙虎石斑品种。
（表2：2022年台湾地区与重点国家[地区]渔业合作情况）
（图1：台湾地区渔业产量及产值变化情况）
（三）涉外纠纷多、权益保障难
水产品贸易、远洋捕鱼等渔业事务中都可能遭遇贸易管制、扣押等涉外纠纷，特别是台湾地区作为“未被国际承认的政治实体”，基于政经利益考量在处理渔业涉外事务中常处于较为被动局面。其一，国际关切台籍渔船非法捕鱼。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2021年8月首次将台湾地区列入涉及鲨鱼割鳍弃身等非法、未报告、不受规范（IUU）捕鱼的地区；美国劳动部2020及2022年都以台籍渔船虐待外籍渔工为名，将台湾地区纳入“童工及强制劳工制品清单”。台籍“大旺号”、“和春61号”及“渔隆2号”等渔船因虐待外籍渔工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处罚。欧盟曾将台湾地区列入打击非法、未报告、不受规范（IUU）渔捞不合作国家（地区）黄牌警告名单，并多次通过“台欧人权谘商会议”等平台，就虐待外籍渔工向台方表达关切。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Greenpeace）等非政府组织对外发布调研报告，向国际社会揭露台籍渔船非法捕鱼、虐待外籍渔工、贩卖人口等违法犯罪行为。其二，台日渔业争端不止。台日双方虽在2013年4月签署“台日渔业协议”，每年举行“台日渔业委员会”会议，制定适用海域渔船作业规则，但因双方渔业作业海域高度重迭，加上政治议题干扰，冲突纠纷不断，台籍渔船多次被日方扣押、勒索。民进党基于“美日同盟保台”政治考量，消极处理渔民涉外维权、维护钓鱼岛及冲之鸟礁权益等议题，引发岛内渔民不满。目前，双方通过“台日渔业委员会”“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台日渔业科研合作谘商会议”等平台，加强渔业领域对话合作⑤。其三，台籍渔船在南海争议海域作业多次被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执法”。2021年1月，台湾屏东东港籍渔船海建兴20号因在印尼“专属经济海域”捕捞被印尼海军扣押，但台方认为捕鱼地点位于其主张的南海主权11段U型线之内⑥。
三、制约台湾渔业发展的瓶颈因素
整体看，当前台湾地区渔业正处于发展瓶颈期，究其原因，台湾当局长期监管不力、政策短视是根本，外部环境恶化是诱因，发展面临的风险日益凸显。
（一）缺乏监管、政策短视
一方面，缺乏有效监管，导致台籍渔船违法犯罪行为频发。近年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框架下相继出台《港口国措施协定》（PSMA）、船旗国表现的自愿准则（VGFSP）、FAO捕捞产品证明文件计画自愿准则（VGCDS）等规则机制，重点港口国（地区）、船旗国（地区）、重点管辖渔区国家（地区）及水产重要进口国（地区）均参与其中，不断强化对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鱼行为的管制力度。但台湾渔船非法捕鱼行为多次遭到各方严重关切与制裁，仍屡禁不止，“洗鱼”等违法犯罪行为频发，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当局缺乏有效监管。如每艘渔船捕捞黄鳍金枪鱼等鱼种都有一定配额，台籍渔船选择故意关掉渔船监视系统（VMS），把自己捕到的鱼通过搬运船运到周边国家（地区）卖掉，使用那个国家（地区）的捕鱼配额，藉此变相扩大配额，捕捞更多渔获，而台湾渔业主管部门通常会预设为是渔船“故障”。甚至出现台湾渔业主管部门派出的远洋渔业观察员，遭受威胁、贿赂或被杀害⑦。同时，台湾籍远洋渔船多次出现捕捞保育类鲨鱼、将鲨鱼“割鳍弃身”等违规行为。2020年台湾籍延绳钓渔船“渔群166号”捕杀海豚作为鱼饵钓鲨鱼，引发国际舆论风波⑧。
另一方面，岛内选举政治下，执政党为拉选票多关注渔民短期诉求，渔业发展缺乏长期科学规划。据台湾渔业事务主管部门统计，2022年渔业从业总人数约31.98万人，主要集中在高雄、屏东、台南等“绿营”执政县市，选举时民进党就开出涨补贴、建冷链、修码头等立足渔民当下关切、马上实施、及早见效的“短平快”措施。为笼络渔民多次加码渔船用油、养殖用电等补贴，被世界贸易组织（WTO）认为是“有害渔业补贴”，严重危害海洋生态的生物多样性⑨。2024年“大选”日趋临近，高雄前镇渔港改造项目争议事件再次凸显岛内蓝绿博弈下渔业发展困境，政治高于专业，发展缺少长期的科学规划。
（二）追随美西方卷入地缘政治
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积极与美西方及南太“友邦”以护渔为名洽签海巡合作协议，发展准军事海上力量，配合美国“三海联动”战略，炒作台湾海峡为“国际水域”，支持美国“南海自由航行”及“多边主义”主张，力推台湾问题“国际化”。2021年台美签署“设立海巡工作小组瞭解备忘录”，推动双方在海上救助、教育训练、维护渔权等领域合作，并积极与日本、帕劳等南太“邦交”进行多方海巡合作。2022年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首份关于打击非法捕鱼行为的国家安全备忘录，针对中国大陆提出与台湾等“印太伙伴”共同建设打击非法捕鱼的“执法”能力，民进党当局亦积极回应。民进党根本意图在于藉所谓国际合作，将台湾地区塑造为海洋事务利益相关方，试图嵌入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促使美西方更多聚焦台湾问题，削弱中国大陆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努力。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举措无疑将台湾地区渔业发展卷入地缘政治博弈，同时中美博弈下相关海洋利益声索方被迫参与其中，进一步增加台湾地区渔业涉外纠纷风险。
（三）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一是联合国框架下国际公约强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2023年6月，联合国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计画到2030年至少将30%的国际水域划入生态保护区（MPA），限制区域内的捕捞数量、捕鱼种类、船只航行路线及深海采矿探勘活动等都要纳入管制。可预见，高度依赖海洋捕捞的台湾渔业，势必面临更高成本与更多挑战。二是日本核污水排放损害台湾渔业。日本于2023年8月开始将福岛核电厂的核污水排放入海，台湾“中央研究院”预估，最快一年内就会抵达台湾周边海域，届时养殖及捕捞业等都会遭受一定损失⑩。三是全球碳减排压力倒逼台湾渔业转型。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对全人类生存发展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随着《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国际性协议相继签署生效,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共识，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提出节能减碳战略，跨国公司持续推动建立绿色供应链（GSM），对其供应链厂商的再生能源占比要求日益明确，进一步增大岛内农渔企业减碳压力。2021年台湾地区渔业消费能源44.16万吨油当量，主要包括渔船渔机和加工设备设施等能源消耗，占农业能源消费比重约62.25%，为农业领域最大的碳排放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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