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与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不同的是，日本、中国大陆同属于亚洲小环境中的“极”。根据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权力分配主要在极之间，也即在大国之间展开，而其他小国、地区仅仅是结构体的组成部分，而非“极”。所以，日本积极扩军备战行为对中国大陆所产生的影响，必然与其对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所造成的影响不同。③
具体而言，首先，日本积极扩军备战，将直接影响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的双边经济往来。虽然长期以来，中日之间保持着“政冷经热”的默契，政治上的适度摩擦并不对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产生直接的影响。但这一默契的前提是日本政治保持在适度温和的情势下，即极右翼虽保持保守的姿态，却并不跨越边界，不试图插手台湾事务、甚至大举介入东南亚事务、挑起南海争议。明确这一界限，意味着：一方面，虽然此前日本极右翼与台湾民进党保持往来，却并不公开叫嚣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另一方面，虽然此前日本也与东盟多国保持来往，甚至是时有军事合作，但南海问题始终是美、英两国在台前唱主力。而如今，随着日本积极扩军备战，上述界限被打破。这或将对中日双方的默契产生直接影响。
为反制日本，在短期内，中国政府是否会从政策工具箱中拿出“经济武器”，目前虽尚未有定论，但从长期来看，中日之间的经济往来无疑会受到不小的影响。哪怕官方不对此表态，出于对自身利益之考虑，民间在开展经济合作时，也将表现得更为审慎。
同时，诚如前述，日本一直试图发力高端制造业，特别是半导体产业。这一经济发展方向正好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转型方向竞合。这即是说，双方之间有可以合作的点，但也有相互竞争的点。未来的关键问题在于，双方之间究竟能否管控好竞争，突出合作。从最坏的方面考虑，如果未来竞争大于合作，甚至竞争引发冲突，则也将导致“政冷经热”的默契难以维系。
其次，经济方面的影响会带来中国大陆社会局势的改变。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在此前四十年时间里，通过外向型经济体系，实现了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成长起了一大批社会精英人士。在这其中，有不少人长期与日本企业开展经贸往来，特别是其中有一些企业的资本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日资。
一旦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合作方面有任何波动，直接受到影响的主要是这一部分社会精英人士。而如果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受到长期影响，那么，这或将导致这部分社会精英人士转变业务领域，或者退出精英层次。在此时，如果中国政府又能够适度控制社会舆论的方向，则这部分人或将改变对外部力量的态度。换句话说，面对共同的外部压力，在适当的舆论引导下，中国国内的不同力量或将相向而行，达成不同群体间的凝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