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式资本主义在清末民初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的政治表现，也充分反映出其进步与保守的两重性。香港是孙中山等人开创的推动内地推翻清朝、创立共和的海外革命基地。一批批华商前赴后继，毅然资助乃至投身中山革命，但他们在全港华商群体中属于少数。在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民国创立的胜利风潮中，香港多数华商表现出踊跃捐款的热情。但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及失败之后，香港华商总会及各行商会团体竞相发表通电，向袁世凯及北洋政府表忠输诚，有港商甚至通电声称：“非诛孙（文）、黄（兴），无以安天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香港与内地贸易随之中断。香港在50-70年代陷入西方国家与共产国家冷战时期。在此期间，港式资本主义发挥其紧密连接西方资本主义的优势，利用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以及此后内地政治运动导致内地资金、人员大量逃至香港的生产要素转移，进行从转口贸易到加工贸易的工业化转型，遂使香港在不能继续成为中外贸易的中转枢纽港之后，维持和扩大与国际市场一端的加工贸易。1959年，香港的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69.6%，表明香港已经成为工业城市，顺利实现从转口贸易到加工出口贸易的工业化转型。进入60年代，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的实质增长率达到8.9%。60年代末，工业化的成功转型带动整体经济开始起飞。到70年代，香港除继续成为亚太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之外，还成为该地区的轻工制造业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成为战后世界首批新兴工业化地区之一，与台湾、新加坡、韩国并称为“亚洲四小龙”。当今蜚声中外的香港华人富豪几乎都从香港战后第一次经济转型中掘取起家的第一桶金。
八九十年代，香港战后第二次经济转型利用内地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机遇，将本港制造业迁移内地，并且在本地顺利完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重构，推动全港经济持续繁荣稳定。港式资本主义因此声威远播，广受内地各方一致褒扬。1978年底，中国决定改革开放、招商引资，80年代中期进而决定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就给当时陷入生产成本上涨、盈利下降困境中的香港制造业，打开利用国内低廉生产成本和充沛劳动力以再创辉煌的大门。于是，港资及其制造业首先涌入毗邻的深圳、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继而向全国各地漫延。从80年代至今，港资在内地引进的境外各种资金中的比例虽有起伏升降，但一直稳居最大比重和最多金额。据香港工业总会调查，到2003年底，香港企业90%以上在珠三角建有工厂，总数超过7万家，为广东创造1000万个就业职位，为香港本地提供150万个职位。于是，港资和港企成为引领内地经济起飞的主要外来动力，在促进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担当龙头领导的角色。
港资、港企移师内地，不仅有助于引领内地经济起飞，也有利于香港经济重构和持续繁荣。港资在将加工出口业的生产制造环节迁移到内地的同时，将产品设计、外销等环节及其整体产业链的大部分盈利与消费继续留在香港。随着港企在内地的生产规模与盈利增幅迅速扩张，香港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行业随之呈现巨大发展。1988年，香港转口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55.9%，开始超过港产品出口货值的比重，表明香港又从先前的工业城市变回贸易城市，恢复并扩展中外贸易枢纽港的历史功能。1992年起，香港集装箱输送量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位。随着香港转口贸易的超常规发展，服务业在本地GDP的比重迅速扩大，2001年达到86.5%，以生产性服务型产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确立无疑。在转口贸易和相关生产性服务行业大幅度增长推动下，香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80年代香港GDP（当年价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6.5%，1990—1996年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0%，香港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引领内地经济腾飞的公认龙头。
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在战后香港两次经济转型中崛起的新一代华资财团，接连向经营不善以及因恐中国收回香港而提前将资金大规模转移海外的英资财团发起各种收购战，创造出多宗以小博大的“蛇吞象”经典案例。英资与华资此消彼长，最终促成港式资本主义在九七香港回归后成为香港资本主义的主体。
然而，港式资本主义在其凯歌行进中，已经滋生日后发作的隐患。90年代的香港经济形成高增长、高通胀、高薪酬的发展态势，港式资本主义乐在其中，并不觉察这将制造日后终归要爆破的众多经济泡沫，也未意识到沉醉于享受制造业北迁的暴利而放弃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将造成难以抵御未来经济逆转的产业失衡症结。
中外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摆脱成本上涨、盈利下降的困境，可以选择两种各有利弊的方式：一是将产业向低成本的地方转移，一是就地进行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前者可以获得唾手可得的盈利，却因此失去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动力以及可能获得的更大增长；后者需要付出一定的风险投资，却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利益与生机。战后香港第一次经济转型以来，港式资本主义一直采取低成本、中技术、高利润的经营策略。因此，当80年代的中国打开招商引资的大门之后，港资立即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等内地，连带投资内地其他行业以及房地产业，通过资本运作，将内地廉价的生产要素转化为商业贸易的巨额利润。不过，港企将其原有的生产链向内地扩展延伸，只是水平面的迁移，并不具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意义。由此轻易获得的巨额利润，也不会转化为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正因为港式资本主义满足于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经营策略，缺乏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兴趣和动力，需要依赖风险投资的高新科技产业便难以在香港本土与外迁港企中生存发展。此类例证将在九七回归后的香港经济发展历程中充分展示出来。
三、港式资本主义的现状剖析
香港九七回归之后，接连受到国际经济急剧下滑的几度冲击。在此过程中，港式资本主义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紧密联动的一贯优势反而变成易于遭受冲击劣势，其固有的原始性和落后性便前所未有地裸露在世人面前。
所谓原始性，指的是港式资本主义即便在进入21世纪之后，依然带有19世纪40年代英国殖民资本主义在香港种下的畸形基因。所谓落后性，是与经过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相比较而言。
1843年6月，英国殖民大臣向首任港督指示治港方略，宣称：英国占领香港，“不是着眼于殖民（Colonization，此处意指移民），而是为了外交、商业和军事等目的”。这一指示表明，英国占领香港的初衷不是为了将英国人口移居香港，而是着眼于对华外交、商业和军事等目的。港英政府忠实执行这一初衷，对此后香港的历史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因为英国无意对香港进行较大数量的移民，因而也无意将其本国在当时乃至在此后经过改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同步移植香港。这就导致港式资本主义既不能完全仿效19世纪英国本土的资本主义，也不能与时俱进地跟随英国步入对于资本主义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阶段，其原始落后性便长久留存。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普遍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建立以高新科技产业为先导、生产性服务业为基础、各大产业协调发展的完整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社会福利方面，通过政府立法，主导社会财富再分配，建立、健全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和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降低贫穷人口比重，缓解贫富悬殊和劳资冲突，促进社会繁荣稳定。依靠这些自我反省、完善的政策措施，美、英等国顺利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然而，在港英政府殖民资本主义管治下，港式资本主义并未跟随西方资本主义前辈相应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九七香港回归，实施“一国两制”，特区政府及社会舆论虽注意消除殖民主义影响，设法增进港人对国家的“一国”认同，却未曾检讨港式资本主义这“一制”的优劣，更遑论反省和设法化解其原始落后性滋生的内在弊端，致使这些弊端持续恶化，衍生众多的负面结果。
首先是回归后香港在国际经济几番下跌的接连打击下，完全失去曾经在20世纪后期持续高速发展的动能，长期踟躇缓行。香港回归24年间，竟在1998年、1999年、2002年、2003年、2008年以及接连遭遇人祸、天灾的2019年、2020年共7年间，出现经济负增长，其余多数年份的GDP年增长率都不足5%。在此期间，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内地城市的GDP经济总量相继超越香港，先前香港GDP长期高居于内地城市之上的领先地位一去不复返，香港再也不能充当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2014年，香港特首梁振英将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地位重新界定为中国经济发展列车的一个车轮。香港地位下降，从先前的龙头变为如今的一个车轮，根本内因是受到港式资本主义内在弊端的拖累。
香港回归之初，董建华领导的特区政府曾经制定创新科技产业规划，计画将香港建设成为电子资讯产业的数码港和中医药产业的中药港，以此谋划和引导香港展开战后第三次经济转型。此后的特区政府也相继制定发展创科产业的规划。可是，这些规划都受到港式资本主义急功近利发展房地产业而无意致力投资创新科技产业的经营惯性掣肘，科技园区的不少建设项目蜕变为房地产业，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受制于超高房地产价格带动的高昂生产成本，难以转化为重振本港经济的强劲生产力。至于迁移到珠三角等内地的香港制造业，也由于港式资本主义追求高盈利而无意进行技术更新与产业升级转型，而陷入经济发展必然造成生产成本上涨的困境。加上从2004年起，外省民工涌入广东打工的“民工潮”开始消退，企业不得不以加薪吸引人力资源，更导致劳动密集型经营方式在珠三角地区难以为继。于是，港企在珠三角等地集群经营30年之后，从21世纪初开始，陆续有众多的厂家从珠三角迁往内地或东南亚地区，重新走上30年前从香港向珠三角等地低成本地区迁移的旧路。
如同魔咒般的30年大限，是本人在所撰《开放经济的比较优势——珠江口特区群及台湾的实证》一书（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提出的观点：港、澳、台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一般都不超过30年。这一观点，成为2008年广东省政府决定在珠三角实施“腾笼换鸟”政策以促进产业结构更新的借鉴；③也为在此前后珠三角港企再度向其他低成本地区迁移的实例所证实。当代资本竟然如同古代游牧民族般“逐水草而居”，定期迁往低成本地区以追逐高利润，原因是不愿或不能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致。港式资本主义追逐眼前利益而忽略科技创新的弊病，不仅导致创科产业难以在香港本地立足发展，而且导致外迁港企成为定期再度迁移的工业流浪儿，岂不令人慨叹？
其次是港式资本主义沿袭华商经营传统，利用港英政府建立土地批租制度对于房地产权益的长期保障，集中投资发展房地产业，并且在香港回归之后，以房地产业形成对于香港本地市场的垄断，加剧贫富悬殊与民怨累积。
古代中国商人喜欢将经商盈利用于购买田地、房屋等不动产以求稳定保值。港英政府建立的土地批租制度，本来是确保政府长期分享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的土地与房产利益，不过私人物业及其权益也因此得政府与法律的连带保障。因此，近代香港华人富商注重购买房地产，逐渐形成重地产、轻实业、弃生产的经营策略。前述1881年香港按季度缴纳物业差饷1000元以上的香港19家最大业主当中，华商占17家，这固然表明华商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但也显示近代华商注重购置房地产，西商却无意于此执掌牛耳。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工业化转型中起家的当代香港华人富豪，继承古代中国商人和近代香港华商的经营传统，在70年代羽翼丰满之后，几乎都将先前在生产和贸易中获取的盈利注入房地产业，并且从此将其作为毕生经营的主业。80、90年代，香港将买地作为政府重要财政来源的经验传入内地，迅速增强内地政府加快本地经济发展的信心与能力。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内地仿行港式“土地财政”与大力发展房地产业的利弊已经充分显示出来。近年中央在雄安新区启动严禁房地产炒作交易的城市发展新模式，应该是摆脱香港模式，厉行住房不炒的英明之举。
然而在香港，房地产业一直是港式资本主义赖以显示辉煌成就的唯一主业。2019年福布斯官方网站发布最新的香港50名富豪榜单，其中26名以房地产为主业，前5名豪富全部为房地产商。李嘉诚连续21年稳居香港首富之位，同为地产大亨的李兆基依然稳居第二，两人的财富仍然分别比第三名富豪拉开100多亿美元的巨大差距。
房地产业在香港较诸其他行业更容易盈利增值的原因，得益于港英政府集中发展港岛及南九龙闹市区，而将新界的大片土地划为与内地分隔的缓冲区，并将港九及新界的多数山岭划为不开发的郊野公园。特区政府沿袭此种用地格局，遂使当今香港土地大量空置，房屋用地占全港土地面积的比重极少。2019年9月香港民建联公布的资料显示，香港现有土地面积1111平方公里，已建设的城市用地只占24.3%，其中房屋用地面积仅占6.9%；其余75.7%为郊野公园及水塘等。物以稀为贵，极少量的房屋用地很容易炒成寸土寸金的高价，正好成为房地产商赚取巨额利润的囊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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