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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的“后真相”时代应对策略
http://www.CRNTT.com   2021-05-12 00:14:39


中评智库基金会与两岸港澳及国际的近300家智库合作,用智者的真知灼见去迎战“后真相”时代。
  中评社╱题:中评社的“后真相”时代应对策略 作者:郭伟峰(香港),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

  【摘要】“后真相”最麻烦的就是重新塑造了受众的疏离真相的心态,一旦真相排在了情绪的后面,真相在新闻传播中就可能会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因为受众不需要真相了。我们知道,打开真相的钥匙是事实,真相必须通过事实才能找到,不需要真相意味着不需要事实。试想一想,不需要事实的新闻会是什么样子的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新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有事实才有新闻。先有事实,后有新闻,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背离事实,是假新闻。如此看来,不需要事实的“后真相”,其荒谬不止于假新闻,应当是谬新闻,用谬论笔法写出的新闻。

  2016年11月22日,牛津字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是其年度词,用来描画“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我们当时不知道的是,“后真相”时代的突然降临,不仅给中美关系,也给两岸关系和香港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今后如何应对“后真相”时代带来的麻烦?不仅是国际社会的共同问题,也是摆在中国评论通讯社面前的难题。

  一、什么是“后真相”?

  1.关于“后真相”,国际学界研究已久,中国学界也有跟进。有专家介绍说:我们是否进入了“后真相”时代?早在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海湾战争的文章《后真相及其后果》(Post-truth and Its Consequences),首次使用了“后真相”一词,并赋予其“情绪的影响力超越事实”的含义,但该词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此后,“后真相”一词虽然屡被提及,也并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反响。2004年,美国传播学者拉尔夫·凯伊斯(Ralph Keyes)阐释了“后真相”的哲学内涵,认为后真相时代是“模糊的陈述,模棱两可将成为未来一种新的真实观”。(Keyes,2004)2012年,英德拉吉·帕玛尔(Indejeet Parmar)提出了“后真相政治”的概念,揭示了总统竞选中的谎言、公共舆论与政策讨论相背离的事实(Parmar,2012)。直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上台两大事件促使“后真相”一词迅速走红,使用频度增长了2000%,而特朗普被认为是“后真相”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虽然他经常攻击一些主流媒体报道“假新闻”,但似乎他本人也并不在意什么是真实的,他的选民也不在意(张之琪,2017)。2016年11月,《牛津词典》将“post-truth”评为英语世界其年度热词,揭示了社交媒体时代情感比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现象。对此,牛津词典总裁卡斯帕·格拉思沃尔解释道,过去的2016年被极具争议性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主导,“后真相”当选2016年度热词并不意外。经由《牛津词典》热词评选的发酵与推波助澜,“后真相”迅速成为热点议题。围绕“后真相”现象,域外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政治选举中的公共舆论、社交媒体、新闻伦理等方面。亚当·库哈尔斯基(Adam Kucharski)通过分析社交媒体的技术特点发现,“后真相”时代的虚假新闻和“回音室”效应有关(Kucharski,2016);梅雷迪思·莱文(Meredith Levine)主张藉鉴心理学通行的“金水法则”来规范“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伦理(Levine,2017);尤恩·斯皮德与罗素·曼尼恩(Ewen Speed & Russell Mannion,2017)视“后真相”为民粹主义运动,指出“后真相”政治尝试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喉舌,通过制造“假新闻”来煽动恐惧和仇恨的“他者”(Speed & Mannion,2017);曼纽尔·阿里亚斯-马尔多纳多(Manuel Arias-Maldonado)指出社交网络本身就是一种情感驱动的平台,促进人们建构了志同道合的“道德部落”,改变了政治行动者和公民的相互联系(Arias-Maldonado,2017)。①由此可见,“后真相”的出现,惊动了西方,也惊动了东方,已经成为全球政界、学界及传媒界不能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还有专家分析指出:“后真相”一词原本用来形容一种不正常的舆论生态,指的是媒体传播主要起到的是煽动情感、强化偏见的作用,其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人们只在意情绪或主张,而不管事实和道理。在2016年以后,有西方学者提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真相”已经衰落,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西方社会已进入“后真相时代”。事实和真相的虚无化为秉持极端立场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条件,他们仅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隐蔽地设置观点性而非事实性议题,由此放大和强化某种情绪或偏见。②

  从上述介绍来看,“后真相”不算是正面的词汇,其中突出的负面内涵在于:其一,与假新闻紧密连接。其二,与情绪化紧密连接。其三,与去真相化紧密连接。“后真相”从概念到实践,再到代表人物特朗普的出现,最终完成了影响政治、颠覆政权的舆论力量的转型。这个时候,任何无视“后真相”的结构与作用者,都是非常不智的。“后真相”时代的降临,更会导致社交媒体的无序与传统媒体的无力,真相或者会永远退出新闻传播,如是,“后真相”则为人类社会的巨大祸害。

  2.“后真相”时代强烈的冲击导致受众心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后真相”时代下新闻信息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在这个时代下,广大公众还是愿意相信真相的存在,但是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却不像以往那么执着,公众更愿意相信和追寻那些在情感及立场上能够引发其共鸣的事件。而很多新闻也开始侧重对公众情绪的引导,更加注重新闻的故事化。广大民众愈发地感觉到,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谁来说。大家只支持与自己意见、情感和态度相一致的观点。人们开始更关注某件事件的立场和观点,事实真相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在对事实进行拆分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小部分事实带来的情感足够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同时也能左右我们的观点、态度和立场,部分事实的发展对人们获取信息形成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催生谣言的兴起和泛滥。③

  看来,“后真相”最麻烦的就是重新塑造了受众的疏离真相的心态,一旦真相排在了情绪的后面,真相在新闻传播中就可能会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因为受众不需要真相了。我们知道,打开真相的钥匙是事实,真相必须通过事实才能找到,不需要真相意味着不需要事实。试想一想,不需要事实的新闻会是什么样子的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新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有事实才有新闻。先有事实,后有新闻,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背离事实,是假新闻。如此看来,不需要事实的“后真相”,其荒谬不止于假新闻,应当是谬新闻,用谬论笔法写出的新闻。

  二、“后真相”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

  “后真相”与特朗普的名字之所以紧密相连,是因为在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的诸多因素中,互联网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中国有位名叫李易的专家早在2016年11月21 日就这样说:“2016年11月9日,美国东部时间凌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落下帷幕,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如无意外,他将成为美国第58届总统,在2017年1月左右上任。互联网业界人士无不奔走呼号:你们看啊,擅用社交网络的特朗普胜利了,这就代表着互联网的胜利!但是,在我这样一个长期观察与研究互联网的学术人士眼里,却有着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不是互联网的胜利而是‘后真相’时代的胜利,当然,这更是我们全人类的巨大悲哀。”不得不说,这位专家确实目光如炬,及早洞察了特朗普当选与“后真相”的重要关系,乃至“后真相”时代将给世界带来重大的灾难。

  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抛弃“后真相”,而是在持续运用“后真相”的政治手段。有专家指出: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核查,自2017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到2018年5月,特朗普公开作出了超过3200次的不实声明,诸如出席其总统就职典礼的人数、非法移民的犯罪率等等,都纯属信口开河的捏造。更“奇葩”的是,2017年1月22日,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三天,他的高级顾问康威(Kellyanne Conway)便发明了“另类真相”(alternative truth)一词,用以指代特朗普的谎言。谎言不是谎言,而是另类的真相。尽管这种说法荒诞之极,但是一直有将近1/3的美国人对特朗普杜撰的各种“另类真相”深信不疑,他们构成了特朗普的铁杆票仓,促使特朗普不断杜撰更多的“另类真相”来满足他们的期待,巩固自己的地位。美国社会进入了“后真相时代”,特朗普开启了美国的“后真相政治”。④

  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的《真相之死:关于特朗普时代谎言的笔记》(The Death of Truth: Notes on Falsehood in the Age of Trump)一书,正是一部反思美国“后真相政治”的力作。在2017年退休之前,角谷美智子是近30年来《纽约时报》的主要书评人,同时也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书评家,1998年荣获普利策奖。虽然毕生以书评为职业,但是角谷美智子直到退休以后才开始撰写她人生的第一本书,亦即这本《真相之死》。角谷美智子指出,特朗普的政治风格有3个主要特点:激发大众的民粹诉求,寻找替罪羊,操纵语言。回顾历史,她把特朗普和希特勒相比较,认为他们具有共同的人格特征:病态的自恋,喜欢使用夸张的词汇,说谎成癖,嗜好霸凌和操纵。特朗普和希特勒的崛起也有共通之处,都是将自己的谎言化作毫无羞耻感的煽动机器,使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来操控听众的恐惧与怨恨,也都是得益于其他政客们的怯懦——希特勒在1933年当选总理上台组阁时,内阁中的纳粹党成员只有3人,另外8人都是传统的德国保守派,但是这些原本宣誓要捍卫魏玛共和国的保守派很快屈服于希特勒的铁腕。而当今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主要是建制的保守派,和靠民粹起家的特朗普并不是一个路数,但是他们对于特朗普的各种有悖美国宪政传统的举动一再退让,任凭特朗普一再将不正常的事态正常化。⑤

  从特朗普统治集团对待新冠肺炎的态度来看,就能够完全清晰地看清楚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政治风格特点:其一,激发大众的民粹诉求。不顾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违反人类的道德要求,坚持用直接点名污辱中国的“xx肺炎”来称呼病毒,目的在于激发支持者的对华仇恨,凝聚民粹力量。其二,寻找替罪羊。面对控制疫情不力,美国国内民意沸腾,可能影响选情,进而采取“甩锅”策略,把各种矛头指向中国,甚至在台湾海峡、香港问题上搞事情,唯恐中美关系不乱。其三,操纵语言。特朗普用推特治国,没完没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文,没头没尾,完全是个人情绪性观点的宣泄。对于特朗普这三大“后真相”政治特点,中国一度是瞭解不透,找不到有效遏制方法,必然是难于应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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