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傅高义没有老过，当然也没有年轻过，一直是笑眯眯的样子，从来没有见过他发火，有时候会像个孩子一样开怀大笑。傅高义没有多少头发，每当别人提问他回答不上来的时候，他就猛拍自己光亮的脑门儿，拍得叮当响，有时候都拍出节奏和答案来了。
傅高义非常虚怀若谷。任何人跟他说话，他都掏出小本，像个记者一样，发现能激发他灵感的，他就说：“Good idea！Let me write it down！”他是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从不以权威的身份自居，有时候姿态比你还低。有几次我俩去听演讲迟到，我不好意思坐地上，就站着了；他二话不说就坐到地上去。
1991年，傅高义写了一本小书叫《亚洲四小龙》。那段时间正好是哈佛课程改革，这些大教授争相要开一些核心课程，面向全校的本科生，傅高义当时就开了一门“东亚工业社会”。记得是1996左右，我一度想做这门课的助教，傅高义先生甚至给了我一份这门课的大部头课程读本。可惜的是我分身乏术，最终无缘成为他老人家的助教。现在那份讲义应该还在我香港大学的办公室里面。
傅老先生教书应该很受哈佛本科生的欢迎。他讲课一定就像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在给你讲故事，讲得很有趣，加上他的阅历极其丰富，学生无疑都很喜欢。2016年我回哈佛，听说傅高义仍在义务给学生上两门课。他这样做，根本不是为名为利，就是一种对学术对社会的passion，想跟年轻人交流。对于傅高义先生的高风亮节及其教书育人的精神，我是自愧不如的。
记得应该是2014年，我有一次跟我的导师入江昭教授约在哈佛旁边一家叫“南北家园”的中餐馆吃饭，傅高义听说了，也要来参加。只见他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头上戴着头盔，腿上打着反光的绑腿就进来了，还跟我们道歉有点迟到，然后就详细地问我最近在做什么研究。2019年底傅高义到香港做新书出版讲座，我没能参加，他还特意将《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签名本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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