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台湾问题。现在的台海紧张主要来自于台湾岛内“台独”声调的提高，当然也包括外部势力的支持，在很多问题上突破了以往的红线。相比安倍首相在2012年从民主党手里接受政权时，他接受的中日关系中的负面资产只有一个，当时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基本是稳定的，但通过安倍首相就任这几年，大家都能看到，在安倍前首相辞职时，台湾问题应该说成为了一个很突出的负面资产。
第三，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提出这些年日本外交上反覆强调的“积极的和平主义”理念，积极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实际上是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动攻势。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具有全球的视野无可厚非，但是这当中蕴藏冷战思维，存在针对中国的、基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战略，比如“印太战略”（后改为“印太构想”），我认为这也为未来地区和国际关系中的中日关系留下了一个不确定甚至复杂危险的消极因素。
刚才石飞节参赞提到，如果中日之间处理不好一些敏感问题，两国关系将会一夜之间回到2012年，对此我特别赞同。 现在中日关系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机遇大于挑战，就此我提出三个倡议。
第一，中国是此次战胜新冠病毒的全球模范，日本也可谓是发达国家中抗疫表现的优等生。中日扩大和深化抗疫合作，携手为全人类提供卫生健康公共产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历史机遇。
第二，紧紧抓住中日在明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和后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重大合作契机，进一步加强两国民间交往，尤其是要设法改善日本国民对华的客观认识。
第三，困境中孕育着机遇，危机之后必然存在巨大的成长空间。在即将到来的后疫情时代，作为世界最主要的技术大国和最大的商品制造国，在坚定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最大共识基础上，中日双方要有进一步强化双边和在地区及全球的经济合作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如菅义伟首相在电话中向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地宣布，在年内签订地区自由贸易协定。
王键：吕会长最后的建议总结高屋建瓴，言简意赅，给我们讲得很带劲。特别提到日方可能更多关注的微观，而中方一般提出宏观战略，两者之间的高度好像是有差异，比方说昨天我们就注意到了习主席在和菅义伟首相通话中就提到了中日双方妥善处理历史等重大敏感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让中日双方更多地瞭解对方，就像西方国家应该更多地瞭解中国一样，中国也希望日方能更多地瞭解我们，总体来讲，还是一个互相接近的趋势。时间的关系不多说，下面有请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大慧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