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全球蔓延与中美激烈对抗的当下，进入2020年以来的中日关系改善进程明显放缓，日本对华外交出现“跛脚之势”。6月1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前夜，七国集团（G7）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公然插手中国香港事务，日本不仅参与其中且发挥牵头作用。
6月22日，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通过钓鱼岛改名决议，时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甚至扬言要乘自卫队飞机“巡视”钓鱼岛海域上空。在7月 7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日本自民党外交小组和外交调查会提出要求取消中国国家领导人作为国宾访日的决议文本。7月14日，日本防卫省发布“令和2年版”（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此次白皮书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假想敌”，极力炒作“中国威胁论”，等等。
9月9日，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纪念美日联盟成立60周年的视频研讨会上，时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称中国“试图将海上军事化扩大到东海”“中国已经对日本的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准备保卫我们领土的每一厘米，我也相信盟国愿意为钓鱼岛而战”等等。
简言之，当前中日关系处于低走状态，双边外交板块的消极因素仍然有所积聚，特别是今年疫情扩散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一系列负面动向。这既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亦是日本对近年来对华改善政策初心的严重偏离。
综上所述，当前中日关系摩擦矛盾面有所凸显，不确定性有所上升，但其趋势是基本稳定的，合作层面大于竞争层面。尤其是9月 16日菅义伟内阁启程后，面对首当其冲的经济再生与应对疫情两大目标，这就促使日本只有与近邻中国加强合作，尤其是加强中日两国经济合作与互动。中日两国未来在推动双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开展区域合作协调、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面有着诸多共识与利益对接点。而且，中日经济合作相对容易，亦能早期见效。首先，从国际经贸环境看，中日围绕“三P”（CPTPP、RECP及FTAAP）方向的认知共同点、利益契合点越来越接近。换言之，中日都致力构建基于自由与规则的多边贸易环境，以保持多边经济一体化动力不减。
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确实“形有微澜”，但“势仍依旧”，近期日本的一系列对华态势亦昭示着中日关系持续转圜的前景不甚乐观，这亦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然而，岸谷之变，陵谷沧桑，中日邦交正常化48年的风雨历程告知世人，两国关系不进则退，进难退易，推动中日关系转圜与发展，需要恒心，更需耐心。面对依旧严峻的全球疫情以及中美战略性对抗长期化的局势，作为世界第二、第三经济体的中日两国应以更大战略耐心管控分歧、并以经贸合作为导向，落实近年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共识，积极调动双边关系中的建设性因素。
台湾问题今后仍是存在于中日之间的焦点问题之一，台日关系今后仍然是一对不规则的双边关系与日本介入台海事务的具体“抓手”。自2016年5月民进党再次执政以来，在台日“合力抗中”目标下的双边互动中，日本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自身获益和回旋余地明显高于台湾。随着2020年9月安倍辞职与安倍色彩浓厚的菅义伟内阁成立，后安倍时代台日关系走势又呈悬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