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社会主义政治的经济基础是混合经济所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以往中共政权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认定“私有制”是罪恶之源，所以推行的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主导的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也是对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改革开放之后，为了释放中国人的生产力，必须重塑生产关系，中国大陆遂从完全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中，开始引入商品经济，九十年代初倡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有了私有财产，为了中国的发展，中共必须以国家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私有财产，为了市场的活络，就必须在政治领域释出和下放政府权力，为了健康、有效地推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因此，中共并没有全面地市场化、私有化，而采用政府和市场相互作用的方法；同时在所有制方面也是采取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制度，私有制可以激发个人的动力，公有制可以透过国家强制政策，不以营利为目的地照顾一般大众。我们以中国大陆流行的手机支付为例，中国大陆人民之所以得以十分轻松享受手机支付的便利，是因为大陆的电信运营商在中国大陆各地共架设了约400万个基地站，其中有许多基地站的架设在深山、高原、沙漠、沼泽，或是偏远农村等人烟稀少，人口不多的地区，这些地方架设基地站，并不附经济效益，但是中共政权可以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要求业者必须配合，美国祇有中国大陆的十分之一；因为前者是为人民发展，后者祇为个人利益，这就是混合经济所有制和私有制的差别。
总的来说，这种公私有混合制，亦可以做到平时国家全面发展与人和策略发展相结合，因应重大事故时，政府可以精确有效地瞭解资源，集中资源，投入资源，运用资源去解决问题，同时像“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中共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神速高效的方式应对武汉当时医院不足的问题，则更是公有制、私有制整合合作应对重大事故的新典范。以下是中建三局原董事长陈华元2020年3月8日接受中共中央《瞭望》杂志采访时，描述建院的情况：“这个项目工期急、短。一般这种全功能的传染病医院要两年左右时间才能够建成。这个项目给的时间，就是1月23日下午通知我们，2月2日就要投入使用，前后就十天时间。”“中建集团始终将两山医院建设作为集团头号任务，第一时间制定集团作战方案，拨付5亿元专项建设资金，特别是拨付了300万元的特殊党费，用于建设者补充营养。我理解，中建集团上下都没有把两山医院作为普通项目看待，而是把它当做人民群众期待的生命工程，始终抱着全力以赴、使命必达的决心和信念。项目建设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和八方支援。在春节这样的特殊时段，又遇上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建设应急医院的消息一发布，全社会都动了起来。央企、国企、民企积极参战、通力合作，供电、供水、供气、供网各类企业和供应商高效协同，这种无声的动员汇聚成强大的能量。在朋友圈、微信群听说建医院需要人手，“我能来、我要来”的请战声音此起彼伏。武汉人、湖北人，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兄弟不讲条件，克服困难，勇敢逆行，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形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会战。无数志愿者、好心人，用不同方式贡献一份力量。上亿的“云监工”24小时守着萤幕为我们鼓劲加油。说心里话，这种民族力量、社会力量，万众一心的场面，让现场建设者热血沸腾、众志成城。”这里充分体现了公、私有混合制在重大变故之时的合作，展现了制度为人民、为国家解决问题的巨大优势。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服务对象：以集体主义为优先兼顾个体的新价值观，经过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经验，中共十分理解以往简单的“集体主义”并不能使中国全面得到发展，从而辩证地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从“集体”的角度看，中国大陆在2010年的GDP总量达到1兆3,350亿美元，超越日本的1兆2,860亿美元，为按美元计算的世界第二大国别经济体。 然而，2015年习近平在世界的“减贫与发展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称：“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落实2015年发展议程的重要一步。”今年“新冠疫情”在湖北肆虐时，习近平主持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时，特别要求对所有新冠患者“要全面增强收治能力，发热病人多的城市要抓紧增加定点医院、治疗床位和隔离点，加快疑似病例检测速度，坚决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提高收治率。其后，中国大陆抗疫报告中也明言以“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标准实现“存量清零”为目标，基于病毒“人传人”传染病规律认识，以流行病学调查为核心排查、检测和监测，对切断病毒传播链条和对患者实施及时救治，是一个关键环节。中国高度重视“源头防控”，实行“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疫情防治方针为原则，来说明中国的抗疫实践。当前中国大陆的长江进入洪汛时期，防洪的任务异常艰巨，习近平于6月28日和7月12日先后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要求各部门坚持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落实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应急预案，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联防联动。
以上的三事，都客观地说明，当前中共政权的施政指导思想就是已经综合修正了毛泽东时代过度的集体主义和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倾向个体主义到如今采取了兼顾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施政的目标。用大陆的话说就是集体要好，也要让个人有感。集体好，每个人都要好；习近平在十八大就任总书记的第一场记者会，就同时宣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西方个人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调和式“集体、个人主义”，最大的差异是思考的出发点不同：对个人主义的西方精英而言，集体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为了保护国家和个人的权利，但不是谋个人福利，个人利益是个人的事，所以政府在个人主义的思考中，以政府作为去“谋人民”之事，不是必要存在的。在中国的政治思考中，政府的存在就是为全体人民兴利的，虽然为“集体的人民兴利”，但因而违害个别的“个人之权”也是屡见不鲜，然而“有事找政府”，做不好“怪政府，骂政府”在中国民间也是常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在逻辑上就是希望保留中国政府“为民兴利”的传统，又在集体主义的考虑下修正其不重视个人权利的问题。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追求“稳定的善政治理”：首要的是政府必须持续提供和创造一个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不断发展、实现自我的社会环境，人民拥护才是政治稳定的基础。换言之，西方的政治稳定重视的是源头；而中国的政治稳定重视的是结果，以往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总认定西方政治制度的设想体现两大优势：一是人民决定领导人；二是权力的和平过渡。然而，以当今的西方来看，前者也促进了一国之内的政治分裂，社会分裂，其间隐含的政治不稳定的因素随时在伺机而动，如美国今日社会的BLM（Black life Matter 黑人也是人命）运动，引发全美的社会失序。后者其实不是民主特有的优势，其他的政治制度也可以做到，中共的政权在改革开放之后，迄今也是半世纪有余，其权力转移是和平的，所以和平权力转移来自制度化，而与民主政治并无逻辑上的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稳定的善政治理”，不同于西方政治学者所谓的“治理”（governance），所追求的也就不是西方所谓的“善治”（Good governance），而主要强调的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权施政能力的提升，是一种“善政”（Good government）的概念，“善政”是指运行顺畅，以民为本的法治政权，以便有效率地为民服务；“善政”这是西方政治学不会有的概念，但是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则是历代王朝都在追求的目标。到了当代的中共政权其追求的目标依然不变，不过增加了现代化的内容，成为以“稳定的善政治理”为政治目标，本身包含中国传统“以民为本”的政权和西方“制度治理”观念辩证地结合。“稳定的善政治理”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角度来考察，包括了“制度设计”、“依法治理”和“执政为民”三大部分。“稳定的善政治理”的“制度设计”，包括三个层次的制度：即领导稳定、政权稳定、政局稳定，“领导稳定”的追求主要是“接班人的培养”。
“接班人的培养”：培养“接班人”的概念应该说最早就是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承继的想法，中国历代皇子继承之前，必然是长时间的养成教育，然而当时候选的范围以家天下的血统为依归，所以在兄弟、宗族之间，人选有限，形成残酷的权力斗争是必然的过程。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天下的“接班人”则人数近亿，必须是个人的表现，有了一定的成效，才会进入培养序列，比如列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的“中管干部”（全名是“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名单。按香港文汇报透露“1984年，中央决定各级党委对干部的管理由原来的‘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中组部就祇管省部级干部了。”随着这次调整，中组部负责管理的“中管干部”人数由1万3,000多，缩减到4,200多，担子一下轻了很多。到了中共组织部1990年所发“关于修订《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通知”中提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正副部长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干部、人事司（局）正副司(局)长的任免，仍按中发[1986]4号文件的规定执行，事先要征得中央组织部的同意”之外，又增加渖阳等14个副省级的市委书记、市长以及1988年9月移交国务院管理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北京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54个企、事业单位党委书记的任免，都要事先征得中央组织部的同意，足见人数是有所增加的，对中共官员而言，进入“中管干部”行列后，不光是级别上的上升，仕途空间也得以扩大，可以“跨地区、跨类型”地任职，从而干部得到实战型的、丰富的、复合的行政历练，所以列入“中管干部”才有机会，依当前来看，中国大陆现行的这一套接班人制度，被在大陆山东大学任教的外藉教授贝淡宁称之为“垂直民主尚贤制”，⑨其实这也与中国传统帝王对皇子培养，最后从中选贤继位的方式类似，而中国共产党增加更复杂选拔指标，一级一级考验和最后法定选举程式，才能接班领导。所以中国共产党接班人必须忠诚、品德、素质、专业、学养、年龄及综合能力，经过多重、多次、多项指标考验之后，再经过选举（不是西方的竞选）法定程序才有可能晋升成为领导阶层，之后在领导圈中锻炼数年才正式接班，这是精英选拔加上人民间接认可的制度设计，其领导权转移，不论在权力交接、治理经验、方向把握、政策延续，因应变局等方面均有巨大优势，同时长时期综览全局的行政经验，也使得领导人在应变决断、指挥行政，团结民心等方面都可以相对从容，这样的接班人自然是政治稳定、利国利民的最大保证，故而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每一任领导人都能目标明确，各依新局，接力奋斗。这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重大的优势，也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政权稳定”方面，若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是祇有领导者一个人所能胜任，所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必须有千百万的各级干部负责执行国家政策，而且干部作为与表现更直接地、全面影响政权的稳定，特别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共干部培训工作，逐步公开化、制度化，此一制度结合中国传统考试选拔、管理外，又加上各级干部培训制度，干部培训内容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等政治教育，以及科学文化知识、业务知识、法律法规、经济管理等专业性培训。培训方式则有党校、行政学院、干部院校、干部专修班等多种管道。除干部教育培训制度之后，辅以挂职锻炼、境外培训，最后干部升迁仍须经过“公示过关”才能真正上岗，毫无疑问制度再好、再周延也不能没有缺点，例如有文指出“在实际操作中却更偏‘才’，在‘德’上出现思想意识较弱、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负面问题”。⑩因此，习近平在第一任大力反贪腐的基础上，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以便加强对干部监察力度。干部能干而不贪，政权自然稳定，江山才能长保，这是互利之事。
在“政局稳定”方面，政局稳定就是社会稳定，其关键在于如何可以客观准确而及时地“识民情：知民急，察民苦”，才能“解民困”，习近平说，矛盾处理是一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性工作，解决问题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老百姓能顺心满意，国家才能越来越好。⑪这一方面中国最早依赖的是“采风官”，中国古典的“诗经”中有“风”体，风就是“流行之风─风气”，时政之风─讽剌，民俗之风─习俗；其后有各级官员的奏报，又设“密报”；中国共产党除各级官员报告外，主要是遍布各行各业，各个机关，各省、市、区，以及各地、县、乡镇，深入基层街道、村委、居委的党支部组织，如今的中国大陆平均10人有近1位党员，所以祇要中国共产党上下管道畅通，中共中央毫无疑问可以及时正确预防、瞭解和处置任何紧急事件。
当然，政局稳定不可能祇依赖党员人数和无所不在的党组织，更重要依靠党员的模范作用和党为人民服务的效率。从党的模范作用言，习近平不断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他说：“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所以必须把“严”的要求贯彻全部的党建过程中，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有了严以律己的党，更必须为人民办事、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和效率，才是赢得人民信任、中国的政治得以稳定的关键。
如何提升党“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和效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答案是：“权力集中”，“权力集中”代表两种意义，一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二是“权力集中而分工”。“一党执政，多党合作”，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长年执政，所以可以长期性、战略性、计划性地规划中国发展之道，国家发展可以不受政党的轮替而折腾，除非中国共产党自己内部出现问题，而制度化多党合作可以使国家发展不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式偏差。“权力集中而分工”可以有效地“资源可以集中，人才可以集中，财力可以集中”，这样才能及时、高效地处理人民需求。从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设想，不论在“政治稳”或“政治效率”方面，都强调权力“集中”的重要，但又鉴于以往“权力集中”缺失，所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变成中共内管、内控主要手段，近代中国在政治上之所以发展出这样的政治体制，原因有二；一是近代中国屈辱，使中国渴望强大，这就必须有“政治效率”才能迎头赶上时代与列强并驾齐驱；二是中国是包含56个民族，逾14亿人口的高度复杂大国，这是当代中国最基本、最独特的国情。然而，“权力集中”执政党，祇是依赖共产党“内管、内控”、“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也必然存在理论上和逻辑上的缺陷；因此，维持中国共产党统治权合法性，还必须实现“依法治理”和“执政为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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