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中美能重回“复合相互依赖”的关系吗 作者：萧衡锺（台湾），台东专科学校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博士、中国文化大学博士
中美“复合相互依赖”的格局，也许会因川普的政策一时受挫，但是就长期而言，在全球化持续发展的状态下，美国恐怕也无力阻挡相互依赖的大趋势，国际秩序还是会顺着原有的规则与轨迹进行，不可能被个人的力量所中断。
一、中美两国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体现
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伊（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国家之间交往管道的多样化，各社会之间的多管道联系，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跨国组织等；其次是缺乏主导性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讨论议题包括许多没有明确的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第三为军事力量作用的下降，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使用武力。
在国际交往范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扩溢，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密切。从1979年1月1日开始，美国宣布与台湾断绝正式邦交关系，中美两国也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建交之初，由于冷战的国际格局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等因素，中美之间对话合作机制仅有6个，且主要集中于高层政治与经贸合作领域。
1990年代前后，世界风云突变，随着苏联解体、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与改革开放、以及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中美之间的对话与交往也进入一个起伏和动荡的时期。进入21世纪，911事件的爆发使反恐议题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第一要务，在反恐议题上，中美迅速达成一致阵线，藉助反恐合作这个契机，中美关系迅速回升，多种对话机制也全面展开。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两国之间的跨国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也迅速在彼此领域活跃起来。到了2011年1月，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确认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算是与欧巴马将中国视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相互呼应。至2017年4月，习近平与川普举行海湖庄园会晤后，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等合作，依次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二、中美两国复合相互依赖的合作需求
中美外交关系起起伏伏数十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政府、从官员到民众，中美双方业已建立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多个领域广泛、深层且多样的对话合作机制。总的来说，中美贸易关系存在几个特色，首先是中美贸易体量大、领域广、交织深，从相关数据资料中可得出总貌；其次，中美双方在双边贸易中均是受益者，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大批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建厂，组装制造产品，销往全球市场，中国的顺差大多是承接了过去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行销等环节却获利巨丰。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总体上双方互利共赢。
同时，中美贸易的互补性高于竞争性。中美经贸合作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中美两国在经贸合作中都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对中美两国贸易资料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中，美国多依赖中国，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中国的优势是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超过25%，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美国全球领先的科技实力的优势，使其产品设计、研发能力独步全球，牢牢占据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制高点。
可以说，美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中国则位于中低端，中美两国双边贸易的利益分配是不矛盾的，在中美两国贸易相互补充、深度交织的情况下，中美贸易战更像是一场“零和游戏”，全面爆发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
在政策议题方面，中美两国需要通力合作，解决全球公共问题，谋求合作共赢。随着中美之间交往的多元化、深层化，中美之间各层次的利益也逐渐多样复杂，在包含能源安全、粮食问题、恐怖主义、生态环境、太空开发、金融汇率、疫情防控等一系列全球公共问题进入两国外交议程之中，决策者们对这些更加多元、更为广泛的问题的关注丝毫不弱于传统外交议程中的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和领土争端等问题。
尽管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与决策体制有所差别，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很多全球公共议题上逐渐显得力不从心，美国也需要像中国这样崛起的区域大国的支援与合作方能成事。而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也树立了自身的义利观，以“做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中美两国进而也在全球治理的很多领域达成了诸多共识，进行了良好的合作，最显着的例子有下数两例：
其一是2014年西非地区突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不断告急，不仅严重威胁疫区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很快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场共同挑战。中国积极回应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和非洲团结联盟的疾呼，同时积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实现良性互动，相互支持和配合，携手援助非洲国家抗击伊波拉病毒。时任美国总统的欧巴马便高度评价中国所发挥的引领作用，表示中美两国的合作向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
其二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金会”的历史性会晤在新加坡顺利举行，中国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会见川普之前，金正恩两次到访中国，而他前往新加坡所乘坐的飞机正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波音747。
三、中美两国复合相互依赖的挑战难关
(一)经济贸易领域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各国都曾以强制手段如停工、停课、禁航等来防疫。中国占世界供应链的20%，生产中断让全球供应链断链，在贸易战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中国全年经济成长率面临保4的挑战，其中须特别留意金融风险攀升。
疫情过后也让反全球化趋势更为明显，国际格局由单极朝向多极化发展，地缘政治冲突加深，中美两国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冲突中，从贸易战转变为全面对抗，包含关税贸易战、货币金融战、5G科技战在内，川普更表态要区分中国政权与中国人民，在美中协议第一阶段的执行过程中摩擦恐再起，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川普势必将加大反中力度。
美中关税战虽可能暂歇，但两国长期对抗已成定局，国际肺炎疫情爆发凸显供应链必须分散的重要性，中国作为出口制造业基地的中长期优势面临挑战，海外投资地点的分散代表逐渐降低对中国的倚赖，台湾接单、大陆出口的模式正面临改变，越南是否崛起成为新亚洲工厂有待观察，越南仍需改善劳工与供应链等问题。
疫情过后的经济新局让全球与亚洲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多国开始实施医疗物资、重要原物料与食品的出口限制措施，此外，包含RCEP、CPTPP扩大、欧盟推动与东协国家洽签FTA等，让区域经济整合将加速进行，中国扩大东协合作规模、同时美欧也加大拉拢东协国家，还有东协扩大与区域外跨国合作的速度及规模形成“东协加六”态势，形成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新平衡。
(二)军事安全领域
中美建交之前甚至中美建交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国之间都是一种冷战关系，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思维主导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彼此都警惕着对方，军事实力成为中美关系的焦点。但随着两国交流日益密切，依赖程度逐步加深，军事力量的作用在中美这对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作用有所下降。尽管中美关系走出了“安全困境”，两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低，但近几月以来，双方在南海的军事对峙层出不穷，让彼此间发生偶发小摩擦的可能性升高。
首先，中美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且都是有核国家，可以说，中美两国的和战走向深深影响着世界政治的走向，在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在核武器威慑的恐惧下，中美双方深知战争的严重后果。
其次，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双方形成了深度的利益交融格局，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机制下，中美之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成本太过高昂，如果中美两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都将严重损害各自的利益。
最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动战争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异常高昂，尤其是在战争资讯化的今天，同时，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追求和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发动战争也势必付出高昂的民主成本，当今国家的首要目标该是追求社会经济福利、为民众谋求美好生活，而不是假民主之名或美国优先之口号去变相进行国家利益扩张或资源掠夺，动用武力并不是实现这些国家目标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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