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自由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被认为是西方灯塔的两个“灯”，但这两个“灯”发出光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互斥的。自由市场经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对抗性的经济形式，在政治上需要一种共识性的精英政治为基础，欧美当年运行的良好的自由市场经济，有赖于建立在中产阶级基础之上的精英共和体制。中国和新加坡自由市场经济也相对比较成功，因为这是建立在开明的强人政治基础上。如今，共识性精英政治转向对立性的民粹政治。信息时代，精英无法垄断信息，阶级分化，利益冲突加剧，底层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民粹政治应对市场经济痛苦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在国内要求财富的再分配，建立福利体系，美国民主党就是强调用这种方式应对市场经济的痛苦；第二种，在国际层面就是反全球化，实行贸易保护，特朗普的共和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应对市场经济的。
自由秩序的第二个危机就是异质力量的崛起。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中制度竞争开始出现。中国的经济体体系、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发展都被认为是一种异质性力量的崛起。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冲击既有的国际政治体系，所导致的大国政治后果必然是权力政治的回归。大国政治的悲剧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大国地缘政治力量的回归超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成为压倒性的力量。另一方面，文明的冲突兴起，身份政治凸显，体现为两股力量，一个是伊斯兰力量的复兴，另外一个是中华文明在市场经济面前体现出非常适应的一面，具有强大的韧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巨大冲击，进一步凸显全球化中的一些问题。一是全球领导的危机。美国毫不负责，不愿承担领导成本，中国看起来也不太自信，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总体上显得不太从容，而要当领导，一定是要挨骂的，世界上没有不挨骂的领导，因此中国从心态上来讲，恐怕还难以承担全球领导角色。二是全球治理的危机。全球治理机制瘫痪，各个国家“自扫门前雪”，没有公共机制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也没有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第三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危机，体现为在岸生产和近岸生产将在后疫情时代成为主流。第四是全球贸易的危机。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一些国家筑起关税贸易壁垒，世界贸易组织无法正常运转，疫情严重导致航线阻隔。第五是社会治理的危机，即排外主义进一步发酵和蔓延。
李巍认为目前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困境的方式有两种表现形式，分别是国家主义的复兴和社会主义的复兴。国家主义的复兴体现为特朗普经济学和特朗普政治学，经济上对内实行自由，对外构筑贸易壁垒，政治上体现为强人政治，制度退出和打压对手。社会主义复兴的内核是追求平等、反对特权、反对自由竞争，表现为桑德斯现象，福利国家的扩张。但这两种方式能否解决全球化的困境，还是会带来更多新的问题，可能还存在很大的疑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