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海外“台独”人士建构“台湾人”概念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但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使许多本省籍菁英被杀，或经受牢狱之灾，台湾人民“朴素的爱国热情”受到了沈重的打击。对白色祖国失去希望的台湾年轻精英们，将希望从白色祖国转向红色祖国。但在1950年代国民党所实行的“白色恐怖”中，又有数以万计的本省籍与外省籍年轻菁英被枪毙及送进监狱。台湾社会沈浸在一片恐怖的沈闷之中，部分遭受打击的“2．28”事件及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属和本省籍菁英开始在海外发起反对国民党的“台湾独立”运动，并建构“台湾人”概念作为其理论依据。
1950年代廖文毅、王育德、邱永汉等人开始在日本发表“台独”言论，建构“台湾人”是与“中华民族”不同的“台湾民族”的理论。廖文毅提出“台湾民族混合论”，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他们继承印尼、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福建、广东、以及日本人的血统，即融合了原住民、汉、日、拉丁、Tuton诸民族的血统，经过四百年的混血通婚，已产生出不同于中国民族的“台湾民族”。史明于1962年出版了《台湾四百年史》，以社会主义理论解释台湾历史。他认为“台湾人”经过400年外来征服者的统治，“台湾民族”的形成，“乃是透过移民开拓和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化而促使台湾社会与台湾人（汉族系台湾人和先住民系台湾人）的生成和发展，并在历史上、社会上，向中国社会与中国人进行了否定的、理性的反驳和脱离的过程中，才逐步见到自然发生的”。史明的“台湾人”里包括了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但不包括外省人。由于“台独”的主体是闽南人，他们基于福佬沙文主义，所谓“台湾人”、“台湾话”常不包括客家人与台湾的客家语，而且不愿承认先住民的正统及优先正当地位，自认为自己才是正宗的“台湾人”。如许世楷认为所谓的“台湾人”是只包括台湾本省汉人的“台湾人”，而因“什么是台湾人”的考量而引发的“台湾人”主体性研究也只限于台湾汉人。随着廖文毅等主张“台独”人士于1965年左右陆陆续续回台“投降”国民党，“台独”运动在日本逐渐走向式微。
196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的同时，国民党开放海外留学，一批赴美留学的本省籍人士开始在北美地区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台独”的重心也转向了美国。由于国民党采取特务统治方式，对批评国民党政权者都以“台独”加以打击。许多曾批评国民党的留学生被以“台独”之名义吊销护照，不准返台。于是，他们开始研究政治学等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从学术层面建构“台独”理论，并以Taiwanese的概念表明自己与外省人之间的区别。美国参议院1959年的“康隆报告”中提出的“一中一台”与“台湾地位未定论”成为其建构理论的重要指导思想。“台独”理论论述也不断发展，由血统型的民族主义发展到以认同理论来建构“台湾人”概念。即提出“台湾民族”不像以前是以血统为基础，而改为以认同为基础，提出“凡是认同台湾的人，不管什么时候移往台湾，都是‚台湾人‛”。随着一些外省籍人士加入“台独”组织，“台湾民族”的论述由原来的只包括本省人发展为包含了台湾所有族群的新的“台湾国族”概念。
岛内政治斗争与“台湾人”内涵的政治化
虽然自1950年代始，海外主张“台独”人士已经大肆宣传“台湾民族”、“台湾人”、“台湾话”等概念，但在台湾岛内将“台湾人”赋予政治内涵则是始于1980年代之后。
威权统治时期的国民党宣扬建立在“反共复国”基础上的“中国民族主义”，“台独”思想在岛内受到严格控制，在公共领域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在1970年代以前岛内的人群主要是以本省人、外省人来做区分。“台湾人”之提法虽然也有，但大多只是表明地域上的概念，没有特别的政治上的意义，而且以口语中的使用居多。
台湾光复初期的本省人，是指1945年台湾光复以前即居住在台湾的居民，包括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等。外省人，即1945年台湾光复期间及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前后移居台湾的居民，其来源包括了大陆20多个省、市、自治区。本来本省人、外省人是中国大陆也存在的地理上的区分概念，但在台湾由于1947年的“2·28”事件和曾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来自大陆的外省人与经历过殖民地统治的本省人之间在历史经验上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国民党为了维持其统治一个省而代表全中国的“法统”地位而强调省籍的概念，外省人的孩子即使是在台湾出生，籍贯也要填写大陆的原籍；此外，由于台湾存在中央和地方两套政府，在权力统治结构上也形成了外省人统治中央，本省人统治地方的二元权力结构。其结果使原来居住台湾的居民政治上的参与受到阻碍，产生被歧视与受到差别待遇的被剥夺感，导致了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但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本外省人之间的平等教育，及战后共同接受国民党教育的年轻一代的共同成长，省籍矛盾曾有淡化的趋势。
1970年代台湾当局的“外交”大崩溃及钓鱼岛事件的爆发，使国民党政权在台湾遭遇了严重合法性危机。在保钓运动影响下，一批不分省籍的战后出生年轻世代开始对国民党体制发起挑战，并提出了要求开放言论自由、正视台湾当前的困境，改革“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方式”等政治改革要求，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酷镇压。在台大哲学系事件中，即使是如王小波、陈鼓应等人提出“将来的中国统一胜利”的言论也被认为“有为匪统战之嫌”，遭受国民党迫害。在革新言论受到国民党的压制后，许多从保钓运动以来觉醒的战后世代成员，逐渐寻求实际直接地参与社会政治改革的方式，投入党外反对运动成为其主要途径之一。
但1978年的高雄“美丽岛事件”及其后的公开大审判对之后的台湾社会及政治发生了剧烈又深远的影响。《美丽岛》杂志的宗旨为“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在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作的最大的贡献，更是我们新生代追寻的方向”。《美丽岛》杂志虽然批判国民党，但他们所指的“台湾人”也是中华民族之一员。《美丽岛》时期的党外人士虽然提“台湾人”的前途由台湾全体人民共同决定，这个主张里边并没有否定统一的可能性，所以他们认为不能算是“台独”。但国民党为了维持“法统”，对台湾民众的民主化要求一律以“台独”加以严厉打击。“美丽岛事件”中作为审判官的都是外省人法官，受审的多是本省籍政治菁英，审判过程通过电视转播给台湾社会带来很大冲击。之后相继发生了一系列谋杀与惨案，如林家血案、江南在美国被暗杀案、陈文成暗杀案等，促使反对运动演变为剧烈的街头抗争，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又反过来加剧了矛盾的激化。部分本省人精英经过这一系列惨案后由体制内的改良主张转向主张“独立建国”，并建构“台湾民族主义”与国民党的“中国民族主义”对抗。
1980年代前半期，反对运动阵营中强调“群众运动”以及“台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激进派路线逐渐取得主导权。许多本省籍知识分子出于心中的悲愤，开始探讨“台湾人”是什么？“台湾文学”是什么？“台湾”是什么？与自我身份认同相关的问题在台湾内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83年开始党外的一些杂志上出现了“台湾结”与“中国结”的争论，以陈映真、戴国煇为首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开始受到一些主张台湾独立的“台湾民族主义”者们的批判。在激烈的政治运动影响下，一些本省籍的文化界人士开始致力于将本省籍作家所发展的文学“去中国化”。“台湾人”逐渐被建构为历史上一连串外来残暴统治的受害者，以及被中国抛弃的“孤儿”，而台湾文学则被描述为反映“台湾人”这种经验与感受，具有入世精神、抵抗意识与本土化目标的一个传统。这时候党外所提倡的台湾意识已经不是一种对本乡本土的挚情热爱，而是兼具有“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部分民众对国族的认同在此后由受国民党的制式教育形成的“中国民族主义”转向“台湾民族主义”。
于是，本来对一般民众而言是很单纯的地理上概念的“台湾人”，也开始被赋予了历史、文化、政治、民族性等各方面的意涵，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性。
民进党的“台湾人”概念内涵
民进党是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要求台湾政治改革的党外运动人士基础上成立的政党。台湾的党外反对运动一直是由本省人与外省人共同参与的。如1960年代的“自由中国”事件、保钓运动、台大哲学系事件等都是如此。所以1970年代末“美丽岛事件”时期，党外人士的反对运动中并未刻意强调省籍。如吕秀莲提出“台湾岛上的住民无所谓本省、外省之分，只有移民先后的不同，凡是认同台湾、愿与台湾共存亡而同甘共苦者，都是台湾人。”但这时候吕秀莲所主张的“台湾人”还是中华民族的“台湾人”。她曾表示台湾前途应由居住在台湾的居民共同决定，她不曾主张“台湾独立”。民进党1986年成立时，提出“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将“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列入党纲。但他们自己认为这与“台湾民族论”所主张的“台湾民族自决”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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