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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强。（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香港3月25日电（记者 庄恭诚）香港专业人士协会会长陈建强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时表示，作为爱乡情怀的本土意识原本理所当然，但若化作撕裂族群的政争手段，则属天理不容。他指出，面对香港社会日渐升级的暴力行为以及怨气冲天却自以为是的“愤青”，退一步并不能够带来海阔天空。
对于旺角暴乱事件之后，社会出现探讨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声音，以及有意见将矛头对准特区政府的管治水平。陈建强认为，与其这样想，倒不如探讨引发事件的“浅层震源”。
中评社：你对旺角事件如何评价？
陈建强：年初一晚上暴烈的“旺鱼黑夜”，犹如烟火般将“后占中”积存的怨气全面爆发。由于符合西方国家对香港身处“一国两制夹缝”的预期，因而事件获得西方传媒的青睐，代为疯传并命名为所谓的“鱼蛋革命”。当晚我并不在现场亲历，但从新闻片断清楚见到，示威暴徒对警方、对社会秩序和政府的仇恨。他们没有革命的理想和胆量，只有失控的暴力宣泄，完全配不上“革命”这两个字，勉强可以说是有勇无谋的暴乱。
多个“本土”团体当晚以“撑小贩”为号召，但整晚的行动却完全与小贩无关。相反多个小贩摊档却被付诸一炬，成为暴乱中的最大受害者。事实上，类似的借题发挥手段早已在“鸠呜”（名称取自“购物”音——记者注）、“光复”行动（“反水货客”行动——记者注）中一再应用。实际上是同一班人，同一种在街头横冲直撞、扰店扰民冲警方的抗争手段，换上了不同借口，亦都以爱“本土”为号召，带来有破坏、无建设的不负责后果。
有关行动的真正目的和效果，就是在社会制造不安，挑动反政府情绪。大家看，除了旺角暴乱外，这批声称热爱小贩的“本土”派，对维护小贩的活动，做出过什么实质性工作？梁天琦也好、杨岳桥也好，一个豪取六万多选票、一个晋身尊贵的议会，但可曾为旺角小贩出过一句声、做过一件实事？好明显，一切都是骗局，旺角暴乱不过是政客巧取豪夺的对弈棋局。
从“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传统温和泛民的主张——记者注）到“飞砖纵火”，从认同政治对话到只求一遂己意、不惜玉石俱焚。“后占中”时期的暴力抗争，经历旺角暴乱这一转折，快速由勇武升级到暴动，法治亦到达临界点。下一步呢？这是一个严峻的警号，社会再没有颟顸姑息的条件。面对这一批自以为是、怨气冲天的“愤青”，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而是死得更惨！
无论是“本土”派还是年轻人，对于他们改革社会的理想，都应给予肯定和支持，但若是只懂坚持一己观点，不惜以暴力手段、以破坏社会安宁去胁迫其他人就范，这就完全违反了社会公义和基本人权。需要强调的是，暴力一旦与政治诉求挂钩，势必会培育崇尚勇武狠斗的所谓浪漫主义，间接鼓励他们透过“民权暴力”去扫除其厌恶所谓的“政权暴力”，肆无忌惮挑战法治，并将整体社会推向以暴易暴的罪恶螺旋。
中评社：你认为哪些原因导致了旺角事件？是否如部分意见所说，涉及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或政府管治问题？
陈建强：旺角暴乱之所以轰动，只在于“飞砖纵火”、对警方主动冲击的震撼。至于为何会引发这种出乎意料的激进行为，要溯源跟进，就只能从闹事者的心态出发。需要指出的是，闹事者的数量不多，即使经由互联网号召，但参与者亦不过是一千之数，若不是“飞砖纵火”，根本上不了新闻。正是这种传媒的效应，才造就了愈激愈狂的恶性循环；但回带倒看，事件发生了只是一个多月，但除了泛民行礼如仪地要求成立委员会调查之外，除警方持续的拘捕检控外，相关的人与事，都已被舆论淡忘。
旺角暴乱事前没有酝酿，亦没有特别的因由，火爆的表现只是为求制造震撼性的效果。所以，与其深究事件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倒不如探寻引发事件的浅层震源。在当晚的事件中，话题只有两个，第一是保护小贩，第二是为梁天琦助选，但全晚都见不到有任何一个小贩被卷入其中，从而只留下为梁天琦助选的唯一选项，大家还要理会吗？况且，作为唯一得益者的梁天琦，在二月尾的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豪取六万多票后，就大剌剌地豪言“本土”与泛民和建制三分天下，我们还要煞有介事地探讨事件的源由？
社会有没有深层次矛盾、政府管治有没有不足，绝对有。每一个社会亦都必然存在，这是任何理想主义者都不愿见到的，但亦都是不能避免的客观现实，没什么大不了，也不应被放大。一次暴乱，只是突显一群人的政治野心，大家要注意的反而是这股野心背后的图谋。毕竟，口号是漂亮的，居心是险恶的，市民是单纯的，如此不对等的博弈，永远是最令人担忧的。
我想再三强调，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也好、政府管治出现问题也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绝对不应接受以暴易暴式的所谓抗争行动，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法治是香港的其中一个核心价值，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绝对不容许个别人士以捣毁法治作为其实践个人理想的手段。香港不是个别人士的政治赌注，而是700万香港市民赖以存活的安乐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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