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要指出，全球经济重心东移是在全球化已经奠定的基础上展开的，亚欧会形成密切的共同体，欧洲会通过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巩固已有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准确地讲，全球重心东移是以亚洲为中心，欧亚大陆为基础，所以“一带”拓展欧亚，“一路”拓展非洲国家。认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时，要从全球格局来看。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因应变局采取战略措施。
面对世界的变局，世界各国的反应有所不同，有的成熟，有的慌张。美国的处理是慌张失策的，美国国内一些重量级人物，如克林顿政府的财长萨默斯、与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公开批评奥巴马。奥巴马的财政部长匆忙访问北京，说明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失策。在美国处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上，英国与欧盟是无可奈何。亚投行的事情上，美国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却又不能忍受，因此很慌张。
香港面临方向性选择的挑战
香港怎么办？香港面临的挑战，从当前看是政改问题困扰着香港。我可以敏锐地感受到，很多大学教授对香港问题都有一种困扰。
过去几十年，香港一直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1950年到70年代末，香港在与内地相对隔绝的状态下依托西方经济发展，并与西方经济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80年代初到现在，香港是内地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与西方世界唯一的视窗与桥梁。这三十年，香港的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受西方影响，但在经济上，重心逐步转移，标志是1997年前内地取代美国，成了香港最大的交易伙伴。
这种趋势在CEPA之后更明显。自2005年以来，尽管港币官方利率和金管局利率跟美联储走，但银行利率跟人民币走，这形成了一种矛盾或不对称。即政治跟西方走，但经济靠内地。矛盾越来越尖锐，形成一种张力，在政改问题上暴露出来。在香港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处理政改的时候，全球形势都在变。
香港现在面对两个问题。首先要重新认识中西方关系。今天的西方也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性挑战，面临着危机。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现在也很矛盾，一方面仍然强调最终历史会站在西方文明一边，另一方面说明历史需要时间来展开。他对中国政治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典型意义的国家首先出现在中国，并非欧洲也并非美国。他认为，政治制度需要强势政府，西方国家现在不强势。
美国最近有点酸溜溜地表示，亚投行对美国而言是挑战，这说明美国在国际多边机构成立过程中话语权受到挑战。此外，美国还面临着三个战略性挑战，包括两党政治困扰美国找不到出路，政府无法提供战略性有效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