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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大学全球政经硕士课程客席讲师袁弥昌认为，媒体制造恐共气氛，与通识教育配合，会有倍增的效果。（记者单宁摄） |
袁弥昌：现时香港民众对政府不信任、恐共等情绪，追溯源头，都是因为香港的生活指数过高，不满情绪开始与政治挂帅。香港失去过往的优势，很多热钱流进来，却与香港人的生活无关，形成了虚假的安全感，所以媒体才能成功制造恐共的情绪。如果爸爸相信，就会思考如何保护下一代，若儿子相信，就会想如何追上上一代，所以比起旧时是倍数式的增长。
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传媒渲染与通识教育会形成倍增的效果。香港普通人一般比较缺乏政治教育，基本上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概念，即使有概念都可能只是读过一点点社会学或政治学，他们大多比较认同民主自由那套观念，传媒如无冕之王，他们说什么人们自然都会吸收。加上近几年香港推行通识教育，年青人每天需要读报，而报纸提供的多为反对派的观点，造成年轻一代的观念偏向一边。
洪锦铉：有一种说法认为，香港自从推行通识教育，在反对政府和反对内地方面，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培训元素，愈来愈多年轻人出来参与社运。通识教育讲求批判性，什么是批判？反对就是批判。因此导致愈来愈多年轻人倾向批判政府的施政。
反对派的行动变得十分“立体化”，不单是文字、网络、行动。媒体以前是文字媒体，现在还有影像图片等辅助，立体化就某议题去做一些反对的行动，对年轻一代影响很大，学生们做功课时找资料全是这方面资料，因此传媒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推行国民教育，投放资源的模式上必须改变，但在建制的模式下，这点很难做到。因为建制派的年青人整体来说比较顺从，容易听从指引，占据不了网络世界，做不到遍地开花，在网络世界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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