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锦铉：十八大之后的发展，我持更正面乐观的看法。香港经过两个特首之后，大家逐渐看清现实状况。第一，香港人心的回归确实更高了。第二，香港未来在政制方面仍然面临矛盾，不单是自己的问题，而是有国际因素。第三，香港本身在国家发展的地位，出现了转变。这些情况，相信中央看到了，自然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若对香港的情况掌握有片面的情况，判断和做法都难免片面。希望未来领导人更了解香港真正的情况，掌握得更准确。我对习近平领导的中央是有信心的。我预估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将会抓得更紧，管得更多，至于是否走到前台则未必。
刘乃强：西环并不想干预香港的事务。2003年之后，有了“不干预、有作为”的原则。问题是什么叫“有作为”呢？要保住特区政府，就要时时“救火”。所以从2003年至今，西环主要工作就是“救火”，疲于奔命。现在他们在走钢线，进退两难。如果真的要有所作为，需要有一套新思路才行。
洪锦铉：如果事事都要中央帮忙，对于内地，对于香港，都不是好事。但问题是，我们这一代如何做好“救火员”的工作，还要有效“防火”，不能总是那么被动。我们要相信自己有自主性，唯有这样才能保持积极性，在香港事物上发挥作用。这样才能有效实施“一国两制”。
在十八大报告中，对香港的几个问题有了清晰的界定。首先，香港现在有外部势力介入，这是很明显的，如何处理，对香港的影响都会很大。第二，米字旗的出现，对内地刺激很大，带出如何坚持中央的权威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香港的有识之士确实应该好好思考，我们自己可以为社会做些什么。所谓“港独”或“自治”的气氛，必须缓和下来，不能纵容这种气氛，否则港府很难做，等于逼中央出手。
讲到民生问题，随着内地经济越来越强大，香港人如何自处？情绪上接受与否是一回事，但是连现实都不接受，问题才严重。中央政府管治香港，这是宪法赋予的现实，这一点必须弄清楚。但是现今香港很多人仍然在回避这个现实，这是自欺欺人。只有接受现实，香港才有出路。
袁弥昌：近年来，香港突然变得“泛政治化”。本来可以慢慢来，但是现在被迫走比较激进的路线。外部势力介入香港问题很明显，但是回归15年，香港人却不清楚自己处于什么位置。香港人对内地的认知十分有限，相关的教育远远不足，我们有义务让大家知道，香港处于中西方交手的漩涡之中，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建制派在掌握舆论话语权方面比较弱势，必须加强。我曾经到上海社科院交流，惊讶地发现一些基层研究人员，竟然在网上看不到香港媒体的言论，主要通过论坛等渠道了解，所以他们对香港的现实情况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香港的建制派有责任把这些工作做好，把政府的政策解释清楚。
陈志豪：前瞻香港未来发展，经济方面，我相信香港不会太差，因为香港确实是得天独厚。我们旁边的澳门，是全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地方，北边的广州、深圳是中国城市中经济总量第三、第四的城市。香港周围都被富邻居包围，经济不会太差。而且未来将迎来很多机遇，港珠澳大桥、港深广铁路、油轮码头等很快要建成，可以预见，未来几年随着跨境基建落成高峰期的来临，香港与内地的经贸、文化、民间往来将越来越密切，国家高速发展为香港带来的机遇也更多，香港也更有能力把握。
香港过去的问题是经济产业过于单一化，利益往往流向少数地产商，小商户分得很少。而梁振英和田北辰等提出要在公共屋村附近开一些低租金的商铺，我觉得是很好的想法。另外，经济利益过于集中在几个专业范畴，也是不健康的，如果真正能把六大产业发展起来，让整体经济利益分配得更广，不要集中在某些专业人士身上，必会更好。不过，虽然我对香港经济抱持乐观的态度，但香港被边缘化的危机是仍然存在的。
另外，在政治方面，十八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三点：一是提出中央对港方针政策的根本宗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二 是提出香港同胞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三是提出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在我看来，其实三点都是在说明同一个问题，就是香 港人是中国人的一份子，港人要更顾及国家利益。我想未来中央可能会加强这方面的论述，让更多香港人认识到，香港和内地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要加强爱 国的论述、回归的论述，例如，为什么要爱国？为什么要拥护香港回归祖国？除了感性的答案，还要有理性的理据。这方面，以前比较薄弱，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未来要加强。
今天的中港衡突问题，是“一国两制”之下必然要面对的矛盾。过往十多年，为什么会出现两地的矛盾呢？比如自由行，香港多了很多内地游客、内地资金，楼价也被内地人炒高。香港的爱国情绪是不断变动的。1997年回归处于低位，后来慢慢上升，2003年推出自由行和CEPA惠港措施，帮了香港，2008年 北京奥运和汶川地震时期是最高峰，香港人对国家认同达到最高点。后来一连串事件，尤其是内地人权问题，在香港被媒体大力渲染，物质生活上内地对香港的冲击 也很大，香港经济越来越依赖内地，中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分歧仍然很大，传媒对这方面的渲染也很大，于是中港两地的不信任感增强，为“去中国化”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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