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一面是，教育惩戒权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最容易对此存在争议的家长群体，一般都主张应该赋予教师一定的惩戒权。问题在于，惩戒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提及这个词通常是表达一种理念，用以描述一种师生关系或者教育氛围。基于这种理念会获得一些基本的认知和共识，比如说，教师不可对学生施加暴力，不可侮辱学生，尤其是后者，因为侮辱行为可能给学生留下心理阴影，其影响可能是长期的，甚至可能贯穿整个人生。南都的报道里也提到，有学生表示适当的“体罚”是可以接受的，更怕老师的“软暴力”；也有家长很赞成跑步这种惩罚形式，认为一举两得，一来令学生得到教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二来还可以锻炼一下身体，反正现在的学生普遍缺乏运动。但是，普通人的认知往往局限于此，对于操作者来说，这样简单的认知和共识显然是不够的。
具体如何界定惩戒权，其界限在哪里，怎样的惩戒措施才是合适的，通常会存在比较大的分歧。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教育理念对惩戒措施会有不同的理解，溺爱孩子的家长对体罚很敏感，教师囿于压力甚至不敢批评学生。在这样的背景下，确实需要有一套严格细致的规范，既指引教师，也为家长提供解释，如此一来，教育惩戒有法可依，也就少了很多麻烦和矛盾。
就此次草案而言，可能还会有家长对罚站、罚跑存在不同意见，但法律只能寻求最大公约数，立法要做的只是尽量做到公开透明，充分听取意见。一旦形成法律，成为教育过程的普遍规范，只要教师做到依法行事，外界即便存在不同意见，也只能遵守。
当然，考虑到教师惩戒权事关重大，会衍生大量的声音，今后涉及教师惩戒权具体的细则，制定过程仍然需要保证足够的开放公开。家长、教师甚至学生充分参与讨论，通过对话来达成共识，这个过程对于法律本身的权威性也是一种保障。教育惩戒权不是陌生的事物，只要出台的法律得到普遍认同，日常实践自然也就水到渠成。（来源：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