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虽然从国家层面来说，多次强调复工复产，但这个任务是逐步压实给基层单位的，比方乡镇街道和社区。这些基层单位主要负责社会事务，大部分已经剥离了经济职能，他们在保证防疫任务完成的时候，会在上一级政策之上再做加法。在复工审批签字方面会比较谨慎，需要签字的部门越多，办成概率越低。这种“上热下冷”的局面，阻碍了政策的传导，需引起重视。
罗来军：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严格开工审批，可以理解，毕竟“轻敌”的教训还在眼前，生命大于天。但也需“有度”，要兼顾科学防疫和复工复产，在具体做法上要更加精细化。比如政府根据企业复工的急需程度，可分批分期复工以及接收工人回归，避免一窝蜂的复工方式。
此外，政府对企业是否采取了充分的防疫措施，还要进行监管和督查。总之，政府要做到“保障防疫安全的企业顺利复工，不设置政策性障碍；同时，对防疫不力的企业也不能随意放行”的目标。
新京报：企业复工，最直接的困难就是要给员工配发充足的口罩，这如何解决？
罗来军：当前口罩等防护物资的短缺有总量上的因素，但也有结构性问题，即部分人员和组织恐慌性地囤积了较多口罩等防护物资。接下来，除了进一步加大防护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外，也不妨积极对接和引入国际援助，让国际产能在增加急需性供应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也要发挥个体的能动性，单位或者个人在熟悉的范围内进行相互援助，“化存量为增量”。
当务之急，是让各种资源“流动”起来
新京报：目前，个别地方还采取了对部分省份务工人员一律遣返的做法，加剧了一些企业的“招工难”，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