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欧数字治理的启发
数字治理一直在两个不同的维度被谈论，一个是法律与政治维度，一个是商业与现实维度。需要防止基于单一维度去看待国际数字治理，当讨论治理的技术与细节同时，不妨带上产业发展与国家间竞争的视角。
事实上，即便美国联邦层面数字立法困难，但巨头们的逻辑并不只是“抓住立法真空期野蛮生长”。在隐私、平台责任等领域，巨头们反而期待联邦立法明确合规路径，也防止各州自行其是造成市场割裂、抬升合规成本，并为后来者浇筑高准入门槛。
再如，即便号称从人的基本权利视角出发建构数字监管体系的欧洲，其治理理念中也日益掺杂进了复兴欧洲经济的使命，且与工业战略、气候战略交错并行，目标及实施路径多元，内在冲突频仍，远非《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或欧盟竞争事务执委维斯塔格的反垄断大棒所能概括：既倡导自由开放的欧洲生活方式，同时追求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数字主权；既谋求以数字政策复兴欧洲经济，又过度节制数据开发应用；既分行业甚至针对特定公司实施带有反垄断意味的竞争审查，又以保护主义的姿态扶持本土产业。
过去五年，在法律与政治层面，大西洋两岸治理动作不断，或真或假，有得有失。在商业与现实层面，苹果、脸书、亚马逊、谷歌、微软五大巨头市值实现了2－5倍的增长，强监管压力下，脸书依然提出元宇宙概念。而在中美之间，尽管有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和疫情阻隔，但中国对美跨境电商出口却展露出从未有过的生机和活力。随着疫情持续，传统行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用户线上工作、消费习惯不断固化，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逆势增长的势头不会改变。在数字治理的新常态中，发展将重新成为主逻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