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保护方面，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被普遍执行，美《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等州层面隐私立法试点铺开，苹果公司从硬件层面赋权用户关闭广告追踪功能，脸书关停人脸识别功能。
平台责任方面，欧洲多国立法将平台从“有条件的中介责任”上升至“直接对平台上非法内容负责”，从传统的“通知－删除”走向鼓励平台承担“法定谨慎义务”。
公平竞争方面，欧盟以《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彰显反垄断决心，试图以高门槛“守门人”规范来改变美数字巨头“赢者通吃”局面；韩国立法要求苹果、谷歌开放应用商店支付渠道；亚马逊自营商品自我优待被置于聚光灯下审查。
数字收益方面，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谈判推进，总部经济避税模式被挑战，澳洲《媒体议价法》推行，社交广告收益分布更为均衡。总的来看，虽然美联邦层面数字治理落后，但全球布局的硅谷数字巨头正告别“野蛮增长”，产业与治理博弈常态化，对抗烈度下降。
（二）国际数字治理将在集团化与全球化之间摇摆
早在特朗普时期，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等美国智库便基于大国博弈等现实主义视角，呼呼美日、美欧加强科技与数字政策合作，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技术全球主义”，实质是要争夺国际技术与数字贸易规则的领导权，构筑市场准入和技术壁垒，排除中国等国参与规则制定。
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做派让盟友间合作困难，但美国仍对外达成了《美墨加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且均体现了为硅谷保驾护航的产业诉求，如230条款精神在《美墨加协定》中得到彰显，数据跨境自由在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中得到确认。相比于特朗普，拜登政府更重视维护与欧盟、亚太地区的联系，与欧洲建立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在美日印澳四方同盟（Quad）下设“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小组”，价值观先行，突出意识形态叙事，试图组建“去中国化”的技术、供应链与数字治理小团体、小集团。
就短期看，拜登政府“合纵连横”或许热闹，小团体也初具规模，但若从长期看：一方面，拜登政府拉拢组建的小集团内部也非铁板一块，印度等国对于数据本地化有所坚持，而《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多边体系下的多数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数字主权，对数字大国的赢者通吃冲动有着天生的警觉，科技与数字“民主联合体”难免雷声大雨点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