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元文化下的台湾文化主体性
台湾文化思潮的转捩点以1987年的解除戒严为分界，1980年代文化、艺术领域的新生代知识分子返台风气盛行。台湾的文化生态在政治解严、社会新兴运动增加，还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由风潮引进绽放、媒体传播更加开放的前提下，走向多元开放的格局。文化思潮大量引进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领域的元素，也开启了“后现代”的发展历程。
在全球化与在地化并行的趋势中，90年代台湾整体的大环境强调迎向世界、族群融合、性别平等、感官开放、生态关怀、文化观光、网络传销……等现代文化议题。文化活动的实务强化了振兴经济、发挥创意的元素，文化产业也成为兼具文化、政治、社会、经济意义的跨世纪服务性的热门产业。
今日的台湾文化是几百年来融合多元异质的文化而成。学者许倬云借用考古学文化层位的观念，解析台湾文化为多层文化层的迭压，这些多元性涵盖原居民文化、闽粤地区的中国常民文化、日本近代文化、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
有学者认为，所谓“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两组范畴，于本质上并非完全一致，但在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分子心目中，两者的重迭性是极高的，他们多半认为“中国的”即等于“传统的”，而“西方的”就等于“现代的”。而台湾文化因为其特殊的历史与地理背景，而呈现多元宽广的包容性，在多元综合的文化元素交互影响中，中国传统文化是根基。
因此，台湾的文化基盘是渗透浸足了中国文化精粹的中国庶民文化，此文化基础十分深厚，而且已经长久渗入人心。故台湾社会之基本性质同时兼具有“中国社会”、“后殖民社会”、“独立社会”三层表征。
就历史发展而论，台湾社会之建立虽自始即为一殖民社会，历数百年之久，其伦理之性质所以表现出明显而顽固的“中国特色”，未于殖民之新环境与经验中，建立足以改变其旧有特点之新的性质，中国社会之人文本位精神与家族伦理价值观念之深植，固是主因，此与其他华人殖民社会相似。
虽然1949年后在台湾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国民党提出“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文化”等政治文化与符号，但随着威权转型与本土意识的抬头，晚近十余年来，“去中国化”而强调台湾本土化的思想盛行，加上全球化浪潮侵袭，欧美文化影响台湾既深且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台湾的冲突与融合中成为台湾文化史的主题之一，台湾文化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与刺激也进而直、间接地影响台湾文化的启蒙、抬头，助推了“台湾主体意识”的出现。
四、台湾文化的“主体”与“本土化”迷思
“台湾主体意识”指的是一种以台湾为“主体”的思考观点，反映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住民对自我身分和所处实况的“认同”；它也是动态的、可变的、开放的，重视“住民自决”的过程及信念的一种文化表现。大约自蒋经国主政晚期开始茁壮，而“台湾主体意识”与“中国意识”的论战更如火如荼地展开，“台独意识”更是被大力提倡。在70年代末期，乡土运动最后转变为本土化运动，它以台湾取代中国成为本土或乡土，由此展开全新的文化方向。
台湾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断裂，都因发生于战后台湾特殊的政治经济脉络中而为之加强。欧美文化让台湾的文化发生重大的变化，其中对台湾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美国文化，无论是学术、思想、教育、技术、生活方式、艺术、价值观念、语言等方面，台湾文化四十年来“美化”的程度，至为明显，不免有沦为美国的“文化殖民地”之讥。
在台湾谈到“中国文化”，有人就会义愤填膺，导致有时一般的两岸文化交流与展演活动被迫背上了“原罪”，新课纲的内容争议自然不在话下。然而在推展台湾文化活动时，又会发现越是追寻本土(indigenous)，反而越是中国，包括歌仔戏文化，也难说与来自中国的传统戏剧毫无关连。
即使现代的文学作品，也难全摆脱五四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影响。这些矛盾需要我们去反省思考。当我们在提倡台湾本土文化的同时，不能只做井底之蛙而敝帚自珍，应在用心发掘、创造本土文化的同时，也要敞开心胸，瞭解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如此才能真正促进台湾族群与文化关系的和谐。
五、台湾文化的本土化沙文主义取向
本土化(localization)的意涵，以台湾而言应该包括三点特质。首先，本土化是价值取向的观念，而不是僵硬的意识形态。其次，本土化是强调台湾优先，台湾第一的价值取向，进而缔造生命共同体的共识过程及其成果，如果将本土化视为僵硬的意识形态，采取排他性的价值取向，排斥接受其他观念与行为，势必造成更大的摩擦与冲突，不利台湾社会的融和与发展。再者，本土化应该是一股促进族群融和、深耕并激发民间的潜力和团结的力量，不应该成为狭隘对立的分化工具。
但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则强调台湾族群的优越性、台湾意识与台湾文化的主体性，并企图从大中华的影响中分离出来，形成台湾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故台湾战后至今文化变迁的另一个面向就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抗衡。“本土”与“国际”的抗衡几乎表现在战后台湾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绘画有国画与西画之争、文学创作则有乡土派与现代派之争、宗教信仰则有本土宗教（如道教）与西方宗教之争等，比比皆是。
台湾文化中潜藏大量而异质的文化质素，构成台湾文化中“多元主体性”并立之状态，而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单一主体性”（指政治主体性）支配其他主体性（指政治以外之主体性）之状态，构成鲜明对比。近年来，在“政治主体”以外、各种以前处于沉睡状态中的“社会主体”与“经济主体”等纷纷苏醒，甚至在“社会主体”中的各种不同族群、利益、阶级都在苏醒之后，企图具体落实于公共领域之中，而使近年来的台湾文化处于多元主体并立而互相冲突之状态。
由于台湾随着民主化释放出来的社会力，让各种的不同利益、权力取向和价值观，变得更加多元化、个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趋同的世界生活方式，冲击着台湾“独特性”与“特殊性”的文化特色，这种危机，燃起本土化特色的地方意识的觉醒。
也由于台湾的地理位置、地形、地势、气候、风土等等自然的条件，决定了台湾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台湾的人种与文化传承极为复杂，由于是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交会之地，因而呈现丰富而且多元的文化景观，因此对于倡导台湾文化者而言，台湾文化是生活在台湾岛上的人与自然环境长期调适过程中，所形成而创造出来的在地文化。
对于台湾文化呈现出的“台湾经验”特殊性，学者黄俊杰指出，台湾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本土化”有两种不同的脉络：第一是在“本土”相对于“西方”的脉络中，以“本土化”作为“去西方化”的手段；第二是在“台湾”相对于“中国大陆”的脉络中，以“本土化”作为“去中国化”的手段。
真正的本土化应该是以合作来取代对抗，以整体来取代个体，让台湾的人民都能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中彼此珍惜，相互感恩，共创和谐多元的社会。本土化应该是一股厚植本土力量、促进发展的动力泉源。因此，本土化的内涵绝不是要和任何区域或人群划清界限，而是要在自信开放的基础上，吸纳文化精华。
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学门，它是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理论的工具，来探讨台湾的当代文化问题，同时，文化研究并非周密、有条理的运动，而是由众多议论、潮流和问题组成的概念群。因此，文化研究的显着特性是：第一，文化研究是跨界研究；第二，文化研究所要分析的不只是“文化”本身，还要注意研究文化的“媒介”，因为文化也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
“共同的文化”可说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属性，一个地方的人民基于分享了同一文化，从而能通过相当的语言沟通而无碍，此外，文化民族主义也包含了文学、教育，以及有时也包含了宗教。所以，当一个人认可了某种民族文化，那么可以说，他便属于这个民族、同时也拥有了其民族性(nationality)；因此，人们并不是一出生就是个民族主义者，而是经过后天的模塑而形成的，对于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断裂与异化来说，不可不慎。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月号，总第27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