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备竞赛部分。从中美经费投入观察，美军2019年7160亿、2020年规划7500亿国防投资，相较于欧巴马时期，高出千亿的预算，约占GDP4%。从中国方面来看，2019年为1776亿，相较去年增长7.5%，约占GDP1.5%。从军费投入来看，显示美军的焦虑，对此，却难以评断中国是否加入了军备竞赛行列，从造舰速度来看，一年下水船舰约为中等国家舰艇数量，确实也是快速的。
以上四个命题分析，贸易战已经逐渐接近尾声，而“一带一路”发展，也突破了工业国家的抵制；另外两个命题皆属地缘战略的议题，美国仍必须依赖联盟进行战略缔造。然军事投资的扩充力度，若从美国军费占比4%与中国军费的1.5%相较，显然是中国大陆的余地优势高于美国，因此，战略平衡的权力向谁倾斜，如今言之过早，地缘战略的摩擦，将持续且加剧进行。
整体而言，中国大陆因快速发展，形成大国间的恐惧，大国动用各项资源与工具进行阻滞其崛起速度，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中的政经活动，短期间难免受到压制，由于中国大陆在国际间的“姿态与主张”，相对于美国温和与诚信，且和平年代经济发展是主流势，欲以安全视野的“混和战略”手段介入经济发展，实为不易。美国为首的情报单位与华为5G的交锋显见乏力，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更何况撼动中国大陆庞大的经济体，长期而言效果是有限的。
四、美国积极打出台湾牌
中美之间最敏感的地缘杠杆，莫过于“作为战略资源与工具的台湾牌”。欧巴马卸任前签署了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首度将“台美军事交流”列入法条，启动了“台湾牌”的操作，之后的2018法案强调“军舰相互停泊对方港口与防御合作”、2019法案更是直接提出“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维持台湾充分的防卫能力”。在外交事务部门，通过国会运作完成了“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
美国为了能掌握“一中政策”的诠释权，不但“立法明志”，同时化为行动以示信诺。例如在军事上售台F16V战机、神盾系统战舰、M1A2战车、协助潜艇制造、完善C4ISR系统等等，以提升台湾防卫能力；其次，派出伯克级战舰、B52轰炸机，自由航行与飞航台湾海峡、南海水域等行动。在外交上，成立美台印太战略谘询会议、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体系、维系南太平洋岛国邦交、促使南太平洋岛国论坛“平等承认大陆与台湾地位”等。
除此之外，2019年开始，美国政府更是直接介入两岸关系，如蓬佩澳指出，“美国正利用各种工具来阻止外交孤立台湾”，史迪威（David Stilwell）“反对北京以胁迫方式推动两岸统一”，印太司令戴维森(Philip Davidson)“习近平的一国两制方案，不能反映双方的意愿”。这些动作已经贴近了“主权”的底线，必然会引起中国大陆的反制动作。
五、台湾面临战火的冲击
在未分析台湾困境时，首先必须理解“战略”隐含着“暴力与诈欺”要素的美化，“战略”成为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中心位置时，“战略语意”狡黠性质必须关注。殷鉴不远，中东国家的悲剧，都是验证“战略中心主义”最佳的例子。战略是具有弹性的，力量有变，战略途径也随之改变，台湾没有乐观的本钱。
确实，这三年台湾战略地位是升高了，但却是在美国“战略需求托举”下形成。台湾已经进入美国战略谋划圈，既不是搭便车，也不是相互依赖，而是完全战略依赖。
美国这三年对台政策也确实在活化，但美国仍有底线的思考。例如军售F16V全新战机，是实实在在“三代半”空优机，但若比较中国大陆空优机性能与J10C相当，技术水平并无超越中国大陆；美国与台湾成立“印太战略”的谘询会议，并无逾矩一中范畴；蓬佩澳所称维护“台湾国际地位”乃是指南太平洋岛国与台湾现存的建交国；“一国两制”问题，是基于“维持两岸现状”的评断。美国确实介入台海关系，但底线仍是存在，台湾必须认清细微处的政治意义。
2019年3月31日晚国防部发布新闻稿，“共军两架歼11型战机，于上午11时许越过海峡中线，进入海峡西南空域。”这是一个警讯。大陆智库学者刘国琛表示，“所谓海峡中线是个伪命题。”“美国军舰今年已经三次通过台湾海峡，大陆方面做出应有的反应，一点儿也不奇怪。”台湾与美国战略同步，欲乘势急于谋求“台湾独立”地位，却将“冲突战火”悬在自家门上。
台湾战略依赖，失去了战略耐心与定力，也失去了理性判断。中美冲突，美国目的乃在“抑制中国大陆发展速度维系美国霸权”，台湾急于独立心态，美国也乐于视台湾为杠杆，祸及台海。一来可以减轻中国大陆在南太平洋岛国经营，突破美国第二、三岛链的战略防御设想的压力；其次，若冲突升高引发战火，迫使大陆由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台海战争遂行，放弃了和平发展的背景，两岸陷于军事冲突。
台湾的盲动，直接替美国完成了战略目的，而台湾却成了杀戮战场，幷未能获取任何利益，所以，台湾必须拾回战略自主，转变“脱中入美”的依赖战略，“战略自主”方能掌握台湾实质利益的导向，去除“依赖战略”，避免战火摊牌。
六、台湾可选择的道路
台湾在道路的选择上，首先，要重视两岸“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事实上，“维持两岸现状”，所指的便是目前“台海和平”的状态。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明示“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把中国认为是外国，如今国安法要修法为敌方。”实陷于两岸目前状态是属于内战时期，一方面享受着“和平发展的红利”，同时又要否定“两岸和平发展的相互关系”，相当矛盾。
在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台湾仍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和平协议制度竞争”、“平衡性的对外关系”等两组概念。
“和平协议制度竞争”，“和平协议”是将两岸和平发展关系以协议方式确立，同时在和平协议之中表述“制度竞争”的概念。这条道路趋近于“一国两制、一中各表的精神”，是建立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构建。 勿论称呼彼此关系为“一国两府、一国两治或是一国两体”，只在没有“敌人”的概念下，无障碍地、无歧视地进行两岸交流及良性的制度性竞争。这条道路，既符合台湾宣称的民主制度价值，也符合大陆制度自信的态度，同时也可以去除台独“藉华之壳行独之实”，区隔“华统与华独”的差异。
“平衡性的对外关系”，这样主张或许被联想为马英九的和平主义，主张和中(陆)、友日、亲美的平衡性外交关系，目的是避免台湾成为“弃子或棋子”的下场与地位。平衡性外交最困难的问题仍是安全议题，由于国军长期以来，不论在“装备、技术、思想”上，皆以美军体系接轨，如何在这项议题维系“中美台”的平衡性，台湾应该想办法令美军放心，保证不涉及美军军事机密范畴下，让美国不再阻挡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以达到两岸“去安全化”，避免战争，防杜“战争代理人”陷阱的出现，让台湾安全与经济发展得以兼筹并顾，在真正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两岸的良性竞争。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5月号，总第25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