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民党政权丧失历史正义的历史事实
1945年8月11日，在得知日本即将宣布投降的广播后，前政权主席兼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中国军队（国民党各部队）、伪军和同样是中国军队的“十八集团军”下了三个命令。对国军的命令是：“最高统帅部今日电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日军撤走之城镇，必须马上接管”，“日军没有撤出之城镇，需设法接管”，“日军遗留的武器装备，必严加看管，收为己用”，“共产党武装若与我争夺城镇、资源，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不加姑息。”
对伪军的命令是：“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其它部队之收编”（很显然，这条命令中的“其它部队”就是指八路军和新四军）。
八路军收到的命令则是：“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显然，这条命令已经把八路军完全等同甚至还不如伪军，完全终止了八路军的中国合法的、抗战的军队性质。这是谁欺骗谁呢？
国民党热情邀共产党到重庆就“和平建国”进行谈判，共产党决定派周恩来去，可国民党却坚持要毛泽东去。可当共产党抱着诚心诚意，派毛泽东到重庆后，国民党却未作任何准备，拿不出任何关于谈判的程序和议案，结果是中共提出的谈判程序和议案，使谈判筹备工作得以完成。这里又是谁骗谁呢？
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订后，前政权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可是其军队却无视原日占区内八路军和敌后解放区政府（抗战中是前政权承认的合法地方政府）的存在，1945年9月10日-10月12日在“上党”，10月24日-11月2日在“平汉”却要驱除和消灭八路军和解放区政府。这是谁向谁“进攻”呢？为什么不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呢？当时的共产党并没有要闹土改、斗地主，不过是要其在抗日中获得的“合法性”继续存在而已。
1946年1月初，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前政权和共产党双方都下达了1月停战令，政治协商会议召开。2月，双方议定八路军也参加政府的军队整编。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推翻了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允许中共和民盟获得国大1/4的代表名额，拥有否决权的承诺。开始了继续维护其大资产阶级独裁统治，否定人民民主自治（重庆有逮捕权的机关有18个，大半为于法无据的秘密机构）的统治，提出“政协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由此，是谁在否定党派合作呢？尽管，共产党的愿望就是中国政治进步，没有提出任何经济（包括土改）要求。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前政权不承认东北民主联军及当地人民政权的合法性，遂在第二次20天的停战期内，双方仍未就改组政府和江苏北部政权问题达成协议。停战期刚过，1946年6月26日，前政权就以突然进攻八路军控制的中原地区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开始“戡乱”了。显然，从客观上看，无论谁先挑起的，战争全是在八路军的解放区内发生的。前政权为什么不能如许可外蒙人民那样让解放区的人民“公投选举”呢？
全面内战爆发前，前政权管辖3亿人口，总兵力约为430万人，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铁路，港口。美械师达45个，还有在华美军好几万人，又断了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而“土八路”才127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愿意开打呢？谁又说3-6个月消灭对方呢？1947年7月4日，蒋介石得到司徒雷登“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刻，恐怕已经来到了”的答覆。当日，前政权颁布《戡乱共匪叛乱总动员令》；7月18日，前政权的国会通过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中共由此被迫在1947年10月10日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提出推翻前政权执政者的统治。
1948年3月9日，前政权最高领导人发布“命令”：“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美国记者葛兰恒曾记录了解放区遭受的蹂躏：“即使表情冷漠的农民，也会泣不成声，没法再接着往下讲”，“一旦他们开了口，就很难制止那泉涌般的痛苦回忆。”
在1948年8月3日“国军”“南京戡乱检讨会议”上，93军军长盛家兴向蒋介石书面进言：“共军军民一致，尊重人民利益，纪律严明，对我军情况明瞭，战术灵活巧妙，战斗力强，牺牲精神旺盛。国军应效法共军，不妨碍人民利益，争取民众，才不会成为聋子、瞎子。要效仿共军经济公开，爱惜士卒，纪律严明，才能提高士气；要学共军加强侦察，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坚决进攻，军官冲锋在前才能提高战斗力……”蒋介石则训话：“我认为共产党阴险暴戾，深刻精到，机警疑忌，严密笃实，并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你们以后对辩证法要好好研究，才能对付他们。这次我发一本辩证法给你们，希望你们回去认真研究。”
前政权统治集团不仅是对共产党实行独裁，而且对其内部、在台湾也一样。还在“戡乱”之前的1945年10月3日夜，“中央军”的坦克、火箭炮就已经在昆明打响了“内战”第一枪。云南省主席龙云对前政权主席的当面痛斥就很能说明前政权为什么会流落到了台湾。
综上，前政权迁台不就是因为其丧失了国家历史正义性吗？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仅有小米加步枪的、靠“欺骗”的政党能将一个有飞机加大炮的政权推翻吗？能维持3年大战的兵员和财力吗？试想，如果前政权不发动“戡乱”战(由此也不会在台湾实行“戒严令”），而是遵守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实现土地改革（后在台湾实行了）；如果前政权坚持团结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坚持收回东北全部权益，拒绝苏联分裂外蒙古的行为，坚持向美英等帝国主义收回全部主权（哪怕是联苏抗美或联美抗苏选其一），那么也不可能有台湾问题。
五、中美矛盾上升为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
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本不该太长。1950年，新中国已经在福建沿海集结大军。1950年6月上旬，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当前的军事任务是攻打台湾，三野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作战方案，决心在1950-1951年发动台湾战役。
但是，由于中国处于工业化帝国主义时代，所以，台湾问题必然会受到工业化时代帝国主义行为的影响。这个行为就是美国在其控制中国大陆的企图失败后，藉其超强海空军转为全面控制东亚岛链及西太平洋地区，围堵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图谋“托管台湾”的行为。
1947年台湾“228事件”后，美国认为“有迹象表明台湾人对美国监护或联合国托管是会接受的”，其从此开始操纵台独分子廖文毅成立“台湾再解放同盟”，鼓吹“联合国托管台湾”，“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台湾的归属，最终实现台湾独立”。
1948年11月，美军方认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使台湾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把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开来。”1950年6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台湾地位未定论”声明。由此，将台湾变为美国“第51个州”就成为美国的长期目标（现依然如此）。
由于美国海空军当时对解放军海空军具有绝对优势，所以，美军进驻台湾就直接阻碍了中国“一土两权”时期的结束，并使“一土两权”矛盾添加了中美矛盾，使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性质增加了抗美保台的性质（这也同样使前政权行为增加了“抗美保台”性质）。
由于中美矛盾属于民族间矛盾，所以，自美军侵台起，中美矛盾就上升为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正是把握了矛盾性质的变化，1950年6月以后，新政权一直将“抗美”放在解决台湾问题的首位，而与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全面斗争（包括抗美援朝和炮击金门）。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1979年中美建交，标志了斗争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迫使美国将驻扎了28年的美军撤走，与中国前政权断交，废除了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而使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基本回到了“一土两权”矛盾——即两岸在中华民族国家历史正义性体现问题上的矛盾。中美民族矛盾则退居到了次要的矛盾地位——正是这个主要矛盾的转变，使得新中国在1979年可以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而与前政权推进“三通”等举措。
由上可知，台湾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前政权的内战犯罪造成的。台湾问题中所包含的矛盾结构是表现为三个阶段的：单一国内矛盾阶段；国内矛盾与中美矛盾二元矛盾，中美矛盾为主的阶段；国内矛盾与中美矛盾二元矛盾，国内矛盾为主的阶段。
显然，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两岸不但需要坚持国家历史正义性，而且还需要坚持世界历史正义性，即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同步解决处于次要低位的中美矛盾（简称为中美小矛盾）。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9月号，总第27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