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美应跳脱修昔底德陷阱之怪圈。
目前很多人都在讨论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继而引发“新冷战”的格局，我倒认为，中美关系不能被“修昔底德陷阱”的大概念束缚，应该发散思维。有一道著名的数学问题就是“如何一笔把九个点连起来？”，如果你只把目光局限在那九个点上，会发现怎么都无法只用一笔连起来，但如果跳脱出那九个点所在的方格，答案则非常简单。解数学题如此，处理中美关系之间的问题也可如此。
我16年底时曾写过一篇题为“特朗普可塑性对中国并非完全不利”的社评，里面突出总结了特朗普的个人特质并指出其可塑性，但可惜的是，特朗普对华友好的可塑性昙花一现，中美双方都没有抓到这个机会，反而在这几年使得两国关系渐行渐远。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近日曾提到，“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还没有完全打破，我们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仍有待提高。”对此，我是十分赞同的。
但是目前在美国，“知华派”或“中国通”的数量日渐减少，中青一代的美国对华学者大多缺乏瞭解真实的中国，整体思维倾向鹰派，面对这样的不利状况，中方需要更加敏锐、更加充分地把握时代变化赋予的机会和条件，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积极去塑造美国的对华观念。习近平主席对中美关系尤为重视，他对此的主要观点通过不少个性化的语言表述，得以充分的体现。例如：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鉴于此，我建议，中美不仅要保持元首沟通，也要保持定时、高质的高层战略对话，不断互相沟通，理解对方思维，争取最大程度上的互信。
总的来说，中国在发展、在崛起，而美国接二连三的“退群”收缩，强调本国至上主义，这样的变化反映出两国在同一国际体系中的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
在2020年余下的时间，美国外交举措必然要受到大选因素影响。经济衰退、两党极化、种族等社会问题和特朗普本人极富争议的现象，使得美国内部持续动荡，政治争斗和民情撕裂的程度高于以往，也使得美国的自信心进一步下降，对发展中的中国的恐惧和疑虑更深，继而将针对“中国威胁”的炒作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见，鹰派会更加卖力地激化与中国的矛盾，中美关系的形势会更加严峻。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11月就见分晓，即使是民主党上台也不会在一夕之间大改对华态度和政策，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都是下一阶段双方决策层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探讨的。
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惨烈的方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美都是地球村中的一员，也都应该是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完全可以用行动来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中美两国都具有超越危机的能力，我们应该无时不刻用寻找转机的目光远眺前路，不悲观、不放弃。中美对抗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个道理我们应该牢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