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一套国家制度的设想。杨开煌说，邓小平使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八字处理台湾问题是有讲究的，“和平统一”是用以解决“统一”的手段，而“一国两制”是“统一”后对台湾的制度设计。
他进一步分析说，在“习五点”中，习近平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使用的词汇虽然为“方案”，但是他希望的方案是“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祥和、安宁、繁荣、尊严的共同家园中生活成长”，这些都是长效性的字眼而非急于求成的政绩工程。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谓的“台湾方案”应该不是行政学意义的方案。
其三，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去“中华民国国号”，保留“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杨开煌认为，台湾在国家统一之后，不仅仅是“习五点”所承诺的“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而这些台湾人民所在意的事物，还是由台湾现行政府去执行。”
其四，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行政设计但又高于行政设计。不论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还是习近平的“台湾方案”，都不是简单的“行政设计”，而是高于“特别行政区”的“行政设计”，至于高到什么程度，邓小平是以中央给予了若干权利，习近平则是采取协商的手段。
杨开煌认为，这就是习近平的“台湾方案”与港澳的“一国两制”最本质的差异，港澳的“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和帝国殖民者谈出来的定案，港澳代表必须在已订的框架内去争取，最终的抉择在北京，北京放多少权利，港澳才有多少权力，因此港澳特区的权力是来自与中央的授予；反之，“台湾方案”是大陆和台湾协商的结果，所以未来台湾的权力，就不再是单向的北京的授予，也可以是台湾让渡出去的权利，所以“台湾方案”的最终解释权不在北京，而可以在两岸民主协商的议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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