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不需太过高估政治精英的影响因素，因为Hooghe和Marks等学者提出后功能主义（Post-Functionalism）认为，⑦各国民意是欧洲统合走向的关键因素，而且构建国内的政治化，所以民意影响欧洲统合的走向。⑧当合作为民众带来经济发展与生活便利时，民众就会支持合作；反之，当合作的政策结果不符合民众的期待，就会出现反对合作的声浪。
至于从经济层面推进合作的途径，可以循序渐进地依据下列模式往前推动，⑨让政治精英与普罗大众愿意接受经济合作的好处，进而由经济范畴的合作扩展到政治领域：
1.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逐步地降低区域内关税至零，以及渐次地排除贸易限额、行政限制等非关税贸易障碍，使得区域内的货物与服务可以自由流通。
2.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
除了具备自由贸易区的特质外，区域内对进口的货物与服务，采取相同的关税，以及采取相同的贸易措施。
3.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
除了具备关税同盟的特质外，区域内的人员、资本等生产要素，皆可以进行自由流通。
4.经济同盟（Economic Union）
除了具备共同市场的特质外，区域内进行政策协调，逐渐采取一致性的经济、货币、财政、金融等政策。
5.政治同盟（Political Union）
经济同盟形成后，进而为了军事、安全等共同目的，形成制度化的对外采取共同政策与措施。
上述理论与模式虽是国际关系性质，但对于“两制”台湾方案的推进，仍然具有启发性价值；也就是让两岸关系从经济到政治的合作，同时辅以文化的心灵契合，逐步走向祖国完全统一。
四、“两制”台湾方案的推进路径
综上所述，推进两岸统一的“两制”台湾方案，可以从已有紧密关系的经济层面进行深度合作，当两岸在这方面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之后，可以再往政治层面推进。
为了让合作扩溢而不会溢回，必须继续深化人员相互之间的自由来往活动，争取政治精英们对于统一价值观的契合，建立两岸的共同制度与规范等。同时，更要让普罗大众在合作后获得更多经济利益与生活便利，夯实“两制”台湾方案的深厚支持基础。
从经济层面推进“两制”台湾方案的路径，可以基于让两岸民众在现有生活方式下，稳步地共享经济合作繁荣成果的考虑，先落实“自由贸易区”，也就是在已行之多年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基础之上，将充实框架内涵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海峡两岸货物协议》，加以生效与施行，真正地展现服务与货物可以自由流通的整体经济效益。
有了自由贸易区的基础后，可以朝着“关税同盟”的模式前进，对于进口的货物与服务，采取相同的关税与贸易措施，发挥两岸对外经贸的协同效益，进而推动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等，这些都可经由ECFA签署时所成立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来推动。
该委员会不限于原先承担的ECFA相关事宜，以及研究两岸产业合作布局和重点领域、推动两岸的重大项目合作、协调解决两岸产业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等，而且该委员会更需对于进口货物与服务，研究及推动相同关税与贸易措施，进而提出整体性、长期性、协同性的两岸对外贸易与产业经济的发展规划，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利益，由市场主导但政府推动，有序化地开展分工合作，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协作效应，推进两岸协同发展。
有了上述基础，可以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纪念会上所言，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两岸要能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推动两岸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合作，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支持两岸的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
为了让人员、资本等生产要素，达到皆可以自由流通的“共同市场”，需要全力排除相关的自然与人为阻碍，完善流通需要的交通网络与跨域金融等软硬体环境，同时强化教育、医疗、育幼、养老、住房等，以及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社会保障措施，全面覆盖两岸一家亲的同等待遇。
接着，两岸可以继续往“经济统一”前进，亦即社会制度、法律体系等虽然还未相同，但在已有的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基础上，进行政策协调，逐渐采取一致性的经济、货币、财政、金融等政策；事实上，这可以使供应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价值链、创新链、政策链等更有效紧密地结合，充分展现出两岸“经济统一”后的大规模利益。
当政治精英与普罗大众认知与感受到“经济统一”的好处，就能进而由经济范畴扩展到政治领域的统一；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也保障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同时一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达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政治统一”。
小结
总而言之，本文试图从经济层面开始，提出“两制”台湾方案的推动构想，期待抛砖引玉，让方案在竞争的台湾政治市场上，愈来愈展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进而获得愈来愈多台湾有识之士和政治精英与普罗大众青睐，争取愈来愈多人坚定信念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为增进两岸同胞美好生活努力，让两岸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一国两制的行政功能研究”（批准号：19BZZ1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批准号：19ZDA129）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6).
②David Mitrany,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7, No.3 (1971).
③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④Philippe C. Schmitter, “Three Neo-Functional Hypotheses abou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3, No.1, (1969).
⑤Ernst B. Haas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Economics and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Projections about Unity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18, No.4, (1964).
⑥Karl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 Antholog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6).
⑦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Community Scale and Reginal Governance: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⑧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9, No.1, (2009).
⑨Bela A. Balass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Wilmington: Hassell Street Press, 2021).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6月号，总第29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