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现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历史，如何对待已有的国际秩序是崛起国和主导国关系互动的中心问题。崛起中的大国，往往会依据自己新的实力地位更新自身的利益要求。而国家的利益主张都不可避免地同已有国际秩序中的力量结构、规则结构和相应的利益结构直接相关。大国崛起使得新增长的力量有挑战和改变这些原有结构的可能。因此，大国冲突的爆发点，就是在新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利益、规则和诉求的博弈和竞争。主导型大国通常会被认为是“现状维持国”，而崛起中的大国会被认为是“现状修正国”。按照这样的理论和历史逻辑，中美关系是否正在变成“现状维持国”与“现状修正国”之间的对立和较量？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处理与国际秩序关系的问题上的战略选择是“融入和参与”，这一战略方针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断延续。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性变化，就是将中国从国际体系之外的“游离者”不断地转变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积极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经过40多年在现行国际制度内的发展，中国逐渐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恰恰是中国参与和融入国际秩序的发展历程。近年来，中国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理念”，主张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需要相互包容、文明互鉴、合作共赢。中国始终希望把自己的发展路径和制度实践，视为现有国际秩序稳定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20年中国崛起所提出的一系列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坚持了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基本定位。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崛起的大国并不必然挑战国际秩序。与此同时，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能否对崛起大国的利益和主张采取“包容”和“吸收”的态度，而并非是一味地警备与排斥，同样是对“权力转移”必然带来冲突的批评性主张。
问题是，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会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吗？比如一战之前的德国，威廉二世上台后很快放弃了俾斯麦长期奉行的“大陆政策”，开始实施“世界政策”，欲将德国塑造成陆海权力兼备的世界大国。在威廉二世政府的“世界政策”的指导下，德国大力发展海军、加快扩张步伐。然而，这种扩张德国海权的政策与英国维护自身海洋霸权优势的既有战略存在根本性冲突，换言之，德国的政策行为对英国在当时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构成首要威胁。后果就是，世界政策不仅迫使英法俄三国携手对敌，还致使德国在陆海两个方向上的战略资源分配走向分散，难以聚成合力，从而陷入了陆海地缘战略高度紧张的双重困境中无法自拔。一战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从中国的视角来说，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再加上中国今天经济、资源和能源对世界的高度依赖，尤其是美国和西方依然具有的国际权力制衡结构中的绝对优势，会使得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继续成为国际秩序的有效合作者和建设者，最大限度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美国现在的“中国定位”，是要把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把中国作为“现状挑战者”不仅可以让美国的“中国威胁”具有“合法性”，这本身也是美国今天对抗中国、打压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获得国际动员力的需要。用“修正主义国家”的政策话语定义和解释中国近年来的国际实践，已经成为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主导潮流，也是美国应对中国力量崛起的战略选择。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只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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