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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是结束台湾动荡不定、悲剧循环历史宿命的唯一出路。 |
中评社╱题：“台独”分裂势力持续塑造台湾版“想象的共同体” 作者：郑剑（北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学习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
【摘要】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的台湾版“想象的共同体”塑造是歪理邪说、强词夺理。要高举民族大义和国际正义旗帜，掌握中国特色国家民族理论武器，揭露其“台独”新“理论”的诡诈和伎俩，充分调动台湾社会积淀深厚的中华民族和文化潜力，破立结合、以立促破，导正视听。要揭露“台独”分裂和国际干涉势力操纵“想象的共同体”的图谋、伎俩，揭露其分化两岸认同、无中生有构建“国家民族意识”对台海和平稳定、台湾问题解决方式的颠覆性影响，激发民众警觉。
普法战争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勒南在著名演说《何为民族》中说：“共同的苦难比起欢愉更能团结人民，对民族记忆来说，悲愤比胜利更有价值。”1904年西方陆权派鼻祖麦金德在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指出：“形成与仅仅是一群有人性的动物相对立的一个国家的各种观念，通常是在共同苦难的压力和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下才被接受的。”当前，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正联合美日等西方干涉势力，利用两岸及国际环境相关因素，以包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在内的民族建构理论为牵引，千方百计在台湾社会制造“共同苦难”等认知，进行新一轮“台独”分裂性质的“国家民族意识”塑造。中华民族必须高度警觉，坚决遏制和回击。还应看到，将来即便反民进党势力在台湾执政，如果其国家民族立场出现偏差、游移、妥协，在中美战略博弈、台湾当局倚美拒统“缓独”的大结构下，“想象的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仍可能改头换面幷潜移默化发挥作用。
一、“想象的共同体”理论
“想象的共同体”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8.26—2015.12.13）提出的国家民族建构理论，其观点集中体现在1983年出版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该理论已成为世界当代民族国家理论中的显学。根据该理论，民族是“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幷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因为即使在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从来不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幷和他们相遇，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他们心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 吴睿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P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想象的共同体”建构模式有三：一是“远程民族主义”。或称“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典型例证发生在北美，移民们反抗宗主国英国，最终形成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他们整合了北美殖民地各阶层的诉求，反抗宗主国的压迫和不平等对待，但在价值观上同时吸取了欧洲启蒙思想。远程民族主义现象也体现在移居他国的移民们对祖国怀有强烈的政治认同幷发起或参与指向祖国的远距离跨国政治活动。“报纸上写满了母国的罪恶和贫困，移民们仍然有一种思乡之情甚至负罪感；感受到母国的重要性，又在不断为自己的新身份辩护；在国外过着安逸的生活，却在网上鼓吹国内抗争独立”（摘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4年3月19日在清华大学的讲座《民族主义演讲中的新困惑》）。二是“语言民族主义”。即以语言为工具的民族主义政治理念和活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欧洲正是通过语言民族主义的创造，一种取代帝国的奴隶制和封建等级制，即主权的政治共同体诞生了。三是“官方民族主义”。即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进的文化统一与政治统一进程。通过在交流工具（印刷术）、普及教育和内政构造等各方面的强制推行，上层统治最终促使包含多样性和地方性的文化趋于同质化。“官方民族主义亦可看成塑造独立民族国家意识的马基雅维利式先期策略。”
“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尽管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但也有其符合部分国家历史和现实的一面。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指出：“英格兰的观念，是由丹麦和诺尔曼征服者打入赫普塔克人（赫普塔克是中世纪早期英国历史上七国时代的七个国家）的头脑的；法兰西的观念，是与匈奴人在夏龙的战争以及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被强加给互相对抗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基督教世界的观念产生于罗马人的迫害时期，到十字军东征运动中才成熟；只是由于经过长期的独立战争，合众国的观念才被接受，地区殖民者的爱国心才衰落消亡；在南日耳曼，只是在与北日耳曼结成伙伴反对法国的斗争以后，才勉强接受日耳曼帝国的各阶层在政治取向、党派偏好、对外政策甚至民族认同上有不小分歧，但当外部“入侵”发生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原本民调低迷的泽连斯基成为民族团结抵抗的象征，政权及军队内部腐败、倾轧等问题退居其次。所以，俄罗斯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不再是对付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乌克兰，而是一个全民团结、同仇敌忾的乌克兰。另一方面，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客观上也起到进一步激发和凝聚乌克兰民众的独立国家民族意识作用。目前看，乌克兰在历经上世纪30年代、二战后两次大饥荒、前苏联解体、1991年独立建国、与俄罗斯长期斗争、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等一系列“共同苦难的压力和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的洗礼后，极可能在俄乌冲突中将彻底完成独立国家民族意识建构。
当然，“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也有诸多薄弱环节或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中外理论界亦多有指摘。如中国的情况最典型。按照“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中国和中华民族具有“三种模式”的所有条件，本应早就碎片化、欧洲化了。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维系了两千年“大一统”。另一方面，“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幷非线性、单向的，其三种建构模式的作用机理和实践案例表明，其既可成为推动分裂成族建国的理论工具，也可以用以启发国家民族认同和统一。换言之，“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对推进“独立”和维护统一的任何一方都是“双刃剑”，恰当运用，亦可制衡和解构分裂主义，成为反分裂的理论工具，进而在维护国家民族认同上发挥特殊作用。
二、“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台湾的传播及“台独”分裂和国际干涉势力运用策略
上世纪90年代末，“台独”学者将该理论引入台湾。1999年，《想象的共同体》在台出版，流传甚广。“台湾本土的政治运动者，也以此书之立论，来建构本土的认同内涵。”特别是“年轻的‘台独’派学者却将之引为理论资源，试图就此建构一个‘台湾民族’”。（谷歌搜索：郑鸿生《“想象的共同体”在台湾的误用》）
在此之前，由于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有着血浓于水的共同历史和文化等认知在台湾社会根深蒂固，台湾老一代“台独”学者多不否认也无法否认两岸同文同种。也有人在上世纪中叶后一度极力建构所谓“台湾民族论”，但也往往无法挣脱血缘、文化和历史的逻辑框架，不得不在“南岛语族”、“移民社会”、“混血群体”等范畴内强找“依据”，难以服众。所以，当后天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引入台湾后，年轻世代“台独”学者如获至宝。加之他们对历史抱着虚无主义态度，故直截了当据此凭空论述建构新的“台湾民族”。换言之，这种建立在“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基础上的所谓“台湾民族建构论”，是后冷战与后现代的产物。（谷歌搜索：郑鸿生 《“想象的共同体”在台湾的误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本人生前多次到台湾参访。2000年3月，民进党陈水扁刚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便邀请其到台湾演讲。他很快抵台，演讲题目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演讲中称，他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台湾。据现场聆听人士记载，他在演讲中表现出同情“台独”的立场（谷歌搜索：郑鸿生《“想象的共同体”在台湾的误用》）。他宣称，如果大陆的男性都有这种想法（指他在演讲所举的在国外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以“X尽”所有台湾女性来表达对“台独”的愤怒）的时候，就是他们不再把台湾人当成同胞的时候，“台湾民族”就可能成立，“‘台湾独立’问题就解决了大半”。
2001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该演讲为基础,在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5-6月号发表《西方民族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 Nationalism”,New Left Review9,May-June 2001,P31-42）一文，从台湾地区角度反思亚欧地区三种“民族主义”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含义。他错误地将台湾“台独”运动与美国独立运动和19世纪初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相提幷论，“给‘台独’分子提供了灵感”（谷歌搜索：郑鸿生《“想象的共同体”在台湾的误用》）。陈水扁执政后，放手利用“政权”力量推进“法理台独”和“去中国化”。其政策举措充斥三种“民族主义”模式手段，对台湾民众传统国家民族认同产生严重冲击。台湾首次“政党轮替”被塑造成标榜代表台湾本省族群的民进党，取代“外省党”“亲中卖台”利益的代表国民党。本省籍群体“扬眉吐气”“终出头天”，外省籍群体“垂头丧气”“心有不甘”，“台独”和“去中国化”狂潮横扫台湾社会。2006年底，贪腐弊案缠身的陈水扁宴请回台参加世台会2006年会代表时宣称，“去中国化”是自己任内“最大成就”。他举例称，政大选举研究中心民调显示，6成左右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认同率在4成左右，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一般为4%左右。与其上台前实现实质反转。
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但面对台湾社会认同的变迁，国民党马英九政权不敢大刀阔斧拨乱反正。2016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导致时至今日，台湾民众的国家民族认同状况恶化态势持续蔓延、固化、深化。台湾相当一部分群体对大陆认知，沿着“家人”—“友人”—“敌人”的路径加速蜕变。当前，两岸政治严重对立、国际干涉日益猖獗、战争冲突风险陡升，民进党当局与美西勾连配合，利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 “大气候”，以及大陆对台战略反制行动、香港“一国两制”新情况等“小气候”，交替运用三种“民族主义”模式手段，塑造台湾民众共同的“苦难感”“压力感”“抗战感”，裂解两岸认同，推动台湾“独立民族国家”意识和认知脱胎换骨式塑造。相关策略手法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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