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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信息茧房与台湾反智社会的民粹表达
http://www.CRNTT.com   2022-08-18 12:34:56


 
  对于信息茧房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它是由少数领导者(组织领导者或观念引导者)引导与操纵的。对于这些领导者而言,有效的方法就是操纵信息环境,通过改变象征符号和控制宣传重点的方式,操纵大众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在这个结构中,公共事件与公众其实毫不相干,即使群体参与甚至是主导了公共事件,其中的个人也未必能搞清楚事情的全貌。对于参与的个体来说,这些公共事件“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被幕后一个不知名权力操纵着——如果它们是可以被操纵的话。作为一个私人性的人,他根本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谁在操纵,以及他将被引向何方”。⑨在信息茧房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群体领袖所要做的不过就是维持对群体信息输入的频度,或者说维持信息茧房边界的强度。信息茧房中的大众很少有主动性(或者是不具有主动性的能力),更难以影响和改变什么,他们的主要功能就是被动员,然后提供政治支持。当然,信息茧房本身可能提供某种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可以提供一种满足感和归属感,甚至提供个体和群体能够感知的某种神圣感。这些情感在很多时候可以代替是非标准与价值判断,成为群体行为取向的支配性力量。民进党在执政过程中屡屡凸槌,但其基本支持者却一直选择原谅,其中就可以看到高强度信息茧房的影响。更有甚者,当年陈水扁贪腐弊案爆发,仍有台南农民宣称“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他们在信息茧房中创造出了“本省人被打压、台南娃被欺负”的叙事结构,居然能为“保扁行动”加赋某种“神圣感”,使这一活动维持了较长时间。

  信息茧房的加强需要外部能量来源,一般来说这种能量主要来自于持续不断的组织与运动。通过这些运动,群体在一个方向上持续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灌输,再加上信息茧房自身排拒异己观念的特性,信息茧房观念的纯化程度往往会越来越高。除非发生结构性改变,如维持信息茧房的组织形态被破坏,或者维持外部能量输入的运动方向发生偏转,否则信息茧房的强度很难被削弱。需要说明的是,个体成员经济条件以及社会整体经济发展遭遇挫折幷不一定影响信息茧房的强度,收入的降低反而可能被别有用心(或者下意识)地错误归因,从而反向加强信息茧房。在台湾社会群体中,将台湾经济长期不振归因于大陆“经济统战”者所在多是。因为这种错误归因的存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虽然能带给民众很大的利益,却幷不一定能减弱台湾社会信息茧房的强度。当然对于群体领导者来说,维持信息茧房是一门生意,他们自然会算计成本收益。但对于一般的乌合之众而言,经济状况倒真未必是维持信息茧房的主要原因,食不果腹却心系天下者幷不少见,他们参与群体行动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心理需要,与经济状况关系不大。信息茧房的这些特点意味着其观点比较容易走向偏激,因为更为激进的观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个体的安全感,而对于群体来说更加激进的观点往往更能增强群体的凝聚力。揆诸台湾“独派”团体的激进化过程可以看出,其走向激进化事实上是信息茧房发展的自然结果,在这些信息茧房中,温和者要么变得激进,要么退出,根本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因此可以看到这些“独派”团体虽然经历了诸多人事变更,但激进化方向却一直无法改变。

  三、民粹政治:反智社会的政治表达

  信息茧房大量存在的社会大概率是一个反智社会。一般意义上的反智主义,主要指对思维生活及其代表人物抵触和质疑、经常性地贬损其价值的倾向。莫顿·怀特则区分了反智者与反智主义者,前者敌视知识分子,后者热衷于批评知识和生活中的理性知识主张。⑩本文所指的反智是指“反智识”。从台湾社会的政治实践来看,信息茧房本身的封闭性、排拒不喜欢信息等特征决定了其内部理性讨论空间非常逼仄,反智主义的流行是一个大概率结果。近年来台湾社会“名嘴”荒腔走板的论调迭出不穷,诸如“大陆人民吃不起茶叶蛋”、“大陆冬天缺煤拆桌子生火取暖”,都曾经堂而皇之出于电视媒体节目中所谓“专家学者”之口。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以自己的努力,成功地把“名嘴”变成了一个侮辱性词汇。不过问题倒不在于这些“名嘴”们怎么说,而是他们敢这么明目张胆在大庭广众之中胡扯暗示的事实是:确实有人喜欢听听这些论调,可能还是为数不少的特定人群喜欢听。这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反智社会特征,规模比较大的人群罔顾事实与常识,只接受自己喜欢听的论调,排拒自己不喜欢的信息。这种现象反过来又吸引着一批为稻粱谋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不断向社会智识发起挑战,致使谬种流传,智识受到压制,社会反思的能力更是遭到极大削弱。

  民粹主义与反智社会大约是伴生的现象,二者共生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在于代议制下信息茧房的形成及不断扩大。台湾社会民粹主义的扩张近年来明显有加速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反智社会的政治表达。按照米勒的定义,“民粹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对政治的道德化想象,是一种在政治领域内一群道德纯洁、完全统一,但在我看来纯属虚构的人民,对抗一群被视为腐败的,或其他方面道德低下的精英们的认识方式。”⑪民粹主义幷不反对代议制,相反代议制是民粹主义的温床。以定期选举为特征的现代西方代议制下的政治动员,在多数情况下与社会理性能力的提升是相悖的,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降低聪明与愚蠢的标准,让人们更容易信服极端立场已经成为政治人物较优选择。在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中赢得高中或以下教育水平者中57%的选票之后,特朗普说“我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⑫事实上,民进党发展初期早就把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作为主要的支持基础,只不过近年其支持结构才有所改变。

  民粹主义和反智社会到底是谁成就了谁,因篇幅所限,这里无法深究,但以目前时间横断面来看,二者关联性非常明显。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道德化想象,民粹主义的论述结构主要由“悲惨的过去、不堪的现在、美好的未来”三部分组成,这在世界范围内大约都是一样的,是民粹主义的标配。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污名攻击甚至是全盘否定,在能源问题上对核能的不堪描述,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对过去与现在的否定是民进党定位自身的一种方式,在这个结构中,他们被设定为天然的领导者。民进党的民粹主义想象不但指涉政治精英,而且要求大众也必须具有这种想象。只有这样,大众才能相信其极端主义立场。极端主义立场往往以错误事实而非意见不同为基础,要理解那些事实错误,不但需要基本的知识,还需要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以此来看,民粹主义本来就有反智的倾向,或者说反智社会天然满足民粹主义的需要。民粹主义的施政本来就经不起推敲,因此根本不需要甚至要消除来自民间的批判性思考。民进党自上台以来利用公共资源推行“去中国化”的教育改革,推动割裂两岸文化联系的历史建构,扩大社会对立与分裂,利用宣传机器对正常智识发动攻击,就是要模糊台湾社会的是非界限,消除民众对智识的敬畏之心,降低聪明与愚蠢的标准,促成反智社会形成,进而在此基础上达成民进党“永续执政”的目标。

  民粹主义不是单纯的平民政治,而是精英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延伸与发展,只不过精英的权威来源,由原来依靠军事力量或者是世袭制度变成了依靠所谓“民意”的形式。台湾社会在1980年代以前幷没有显示出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威权主义结构下民众的声音无法全面影响政治系统,尤其是精英甄补与政治决策过程,受民众意见影响不如2000年以后那么大。易言之,信息茧房对台湾政治的影响是在所谓“民主化”的过程中产生幷发展起来的。民粹化是目前西式民主制度发展道路中较差的路径取向,而台湾偏偏就选择了这种路径,在某些面向上已经出现了“拉美化”的迹象。信息茧房的大量存在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基础,执政精英用理念的约束和少量的利益收买就可以聚拢一批乌合之众,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控制一盘散沙的社会,从而在政治纯粹的集体幻象中将精英主义政治推向新的高度。

  民粹主义的问题在于社会失去了检讨与制衡的能力。一方面,特定政治人物或者政党以“民意”为幌子在政党政治结构中建立起无法动摇的优势;另一方面“民众”变成带有某种神圣色彩的社会存在,根本不容批评。群众会不会犯错?从逻辑上讲是会的,但即使认知到这种错误,现实政治中却不允许表达,更不允许批评。政治人物自然明白这些道理,于是政治人物不但不会设法矫正民众的错误,反而会迎合他们。就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说的那样,政治人物会“奉承他们的偏见,背叛他们的利益”。特别高明的政治人物不只会迎合当前的错误观念,还会引导满怀感激的民众,朝向明天“更好、更新颖”的错误观念进发。他们会说出民众想听的话,甚至把民众“以后”想听的话也一幷托出。⑬台湾政治选举甚至平时的政治运作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场面早已是司空见惯寻常事。从这个角度上说,所谓“争取民意”不过是引导、操纵民意的委婉说法而已。或者说,期待“民意回归”是个假问题,而引导与操纵民意才是问题的本质。

  民粹主义很少将政策绩效作为执政的基础。作为一个想象的道德秩序,民粹主义者执政的基础性支撑是想象中的道德结构,以及政治人物或政党在这个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在民粹主义者制造的神话中,世上存在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体,一个同质性的、永远正直的人民,全体人民可以通过一个声音表达心声,而民粹主义者就是这个声音,是人民独一无二的道德代表。民粹主义习惯于将政治对手“非法化”,指控自己的竞争者“非法”幷不是在表达政策分歧,而是将政治对手妖魔化,“揭露”他们的人格扭曲或道德腐败。⑭这是民粹主义的一般性特征,但用来描述台湾政治毫无违和感。民进党上台以后,尽管民生经济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执政绩效却幷不是其施政时首要考虑的目标,不然就不会出现不顾经济发展而强化两岸对立的行为。

  台湾的民粹政治主要有三个关键的支撑性结构。(1)民进党一直试图给自己打造“台湾人代表”的形象,所谓“本土”、“爱乡土”等诉求基本反映了这种企图。(2)对立的政治结构,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者永远需要一个敌人,这个敌人以前是国民党,现在是大陆,而且这种政治对立结构与政治冲突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意涵,民进党在这个结构中一定会把自己塑造成“被打压”和“被欺负”的受害者形象。(3)对信息茧房的控制。民进党以前经营的“本土化”论述建构,近期推动的所谓“认知作战”,都是通过意识控制强化所谓“民意”支撑结构。在上述结构下,通过揭露腐败或者以政治人物的道德问题打击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声誉的想法往往显得不切实际。有了上述这些结构的保护,民粹主义者凡事皆可甩锅,于己不利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将责任推到敌对者头上,民进党最常用的伎俩就是甩锅给大陆或国民党。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他们如何甩锅,而是他们的说辞可以被信息茧房中的乌合之众接受。在“非我族类”的心理结构下,信息茧房控制的民众会选择性地忽视于他们不利的信息,甚至可能将这些信息进行反向解读,把负面行为解释成为“我群”崇高目标服务的手段。当年陈水扁贪腐案浮出水面后,“急独”势力迅速提出类似说法,认为陈水扁贪腐是为“台独”积累资金,这种说法一时沦为笑柄,但从民粹主义的视角来看,却不是偶然。

  四、结语

  台湾的民粹主义政治是结构失衡的结果。一旦政治人物或者政党大范围建构幷控制了信息茧房,社会对政治的制衡作用就会大大削弱,台湾社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民间社会基本无法制衡民进党。以前曾被寄以厚望的社会运动,后来越来越暴露出民进党夺权工具的真面目。事实上民进党上台后台湾已经看不到像样的连续性社会运动了。在乌合之众无法组织起有效制衡的社会中,社会未来的发展将会增加许多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境下,所谓“选贤与能”的诉求只能是镜花水月,相反选举只能选出那些受过专业训练、能说会道,却“诚心诚意”不在乎政绩的人。“很多政客会聘请经济学家提供咨询,但是雄辩大师却主导其事,因为他们拥有最宝贵的政治技巧,知道如何在正确和受欢迎之间谋求最适当的平衡。”⑮在民粹主义者的利益与执政绩效不冲突的时候,执政绩效尚能够被尊重,但当二者冲突时,执政绩效是首先被牺牲的对象。

  台湾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颇积攒了些家底,但民粹主义政治的扩张与膨胀却使未来发展之路颇不乐观。从政治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台湾目前的发展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吃老本”,也可以称其为“消耗式发展”。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将大量的资源耗费在两岸对抗上,尤其是对美国交的保护费,就是一个无底洞;另一方面,台湾社会的反智倾向缓慢销蚀着社会理性,而缺乏理性空间的社会很难实现持续性的稳定发展。这种局面有没有解?现在来看很难,因为反智倾向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台湾正在滑入民粹主义的渊薮,如果没有外力强行大面积改变乌合之众的群体观念,仅依靠民间的自觉意识短期大概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目前台湾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比较多的问题,例如能源问题,明明“废核政策”问题很大,而且曾经“公投”通过了“以核养绿”的提案,但在2021年底举办的所谓“四大公投”中,“重启核四”仍然被多数否决。这不过是台湾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⑯至于未来发展状况如何,只能交给时间去检验了。

  注释:

  ①这里的“理性”采用简化的概念,指的是社会大众对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设定与实施过程看法以及相关行为取向的逻辑自洽性。

  ②严格来说是勒庞的著作被译作《乌合之众》,这本著作版本很多,但基本都采用了“乌合之众”的译名。

  ③(法)古斯塔夫·勒庞着,佟德志、刘训练译:《革命心理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111页。勒庞文中所谓的“群众”概念与本文的“群体”概念其实指涉的是同一类人群。

  ④ (英)蒂芬妮·史密斯着,林金源译:《情绪之书》,(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91页。

  ⑤ (美)史蒂文·斯洛曼、(美)菲利普·费恩巴赫着,祝常悦译:《知识的错觉》,中信出版社,2018年,193页。

  ⑥刘海龙着:《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68页。

  ⑦(美)凯斯·桑斯坦着,毕竞悦译:《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转引自彭兰:《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新闻界》,2020年第1期。

  ⑧(法)古斯塔夫·勒庞着,佟德志、刘训练译:《革命心理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117页。

  ⑨刘海龙着:《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68页。

  ⑩(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着,张晨译:《美国的反智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1年,7页。

  ⑪(德)扬-维尔纳·米勒着,钱静远译:《什么是民粹主义》,译林出版社,2020年,25页。

  ⑫(美)苏珊·雅各比着,曹聿非译:《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18年,4页,309页。

  ⑬(美)布莱恩·卡普兰着,潘勋等译:《理性选民的神话》,(台湾)大牌出版,2016年,285页。

  ⑭刘擎为《什么是民粹主义》中译本所作序言,见(德)扬-维尔纳·米勒着,钱静远译:《什么是民粹主义》,译林出版社,2020年,9页-10页。

  ⑮(美)布莱恩·卡普兰着,潘勋等译:《理性选民的神话》,(台湾)大牌出版,2016年,287页。

  ⑯陈星着:《台湾社会:徘徊在十字路口》,《现代台湾研究》,2022年第1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6月号,总第2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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