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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会满: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http://www.CRNTT.com   2020-12-22 08:51:29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中评社北京12月22日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面向“十四五”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我们必须深刻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一、充分认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重大意义

  经济日报发表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文章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发展直接融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使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明显加速,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创业板、新三板等一批重大改革相继推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直接融资呈现加快发展的积极态势。截至2020年9月末,直接融资存量达到79.8万亿元,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29%。其中,“十三五”时期,新增直接融资38.9万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32%。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从国际经验看,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需要充分发挥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的独特作用,加快创新资本形成,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的紧密融合。

  (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举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健全要素运行机制,完善要素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发展直接融资可将不同风险偏好、期限的资金更为精准高效地转化为资本,促进要素向最具潜力的领域协同集聚,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从境外经验看,以直接融资为主导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往往能够抢占先机,转型过程也更为平稳顺畅。

  (三)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中国融资结构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信贷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70%。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健全金融市场功能、丰富金融服务和产品供给,提高金融体系适配性;有助于稳定宏观杠杆率,更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途径。合作共赢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对外开放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贸易投资明显下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遇梗阻,供需两端受挫。面对困境,我们需要加快打造更为开放融合的直接融资体系,进一步便利跨境投融资活动,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助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连接、优化、巩固。

  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文章分析,直接融资的发展根植于实体经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已率先控制住疫情,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持续巩固,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稳健前行、不断升级。“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机遇。

  一是实体经济潜力巨大。凭借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完整的产业体系和8亿多素质不断提高的劳动力,中国产业发展升级的势头依然强劲,实体经济潜能将进一步释放,对资本要素的需求将加快扩大。二是宏观环境总体向好。货币、财政、产业、区域等宏观政策协同持续增强,法治保障不断强化,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的生态体系正逐步形成。三是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旺盛。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跨越1万美元关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居民扩大权益投资的需求快速上升,为资本市场发挥财富管理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创造了重要条件。四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不断增强。随着金融扩大开放和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持续推进,境内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日益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重要引力场。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中国间接融资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存量规模大,发展惯性和服务黏性强;市场对刚性兑付仍有较强预期。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特征明显、发展还不充分,制度包容性有待增强;中介机构资本实力弱、专业服务能力不足;投资者结构还需优化,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文化有待进一步培育;市场诚信约束不足,有的方面管制仍然较多,跨领域制度协同还需加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快破解这些体制机制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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