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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过度民主”与对立型“国族”认同的建构
http://www.CRNTT.com   2019-07-01 00:18:54


 
  “反服贸运动”以“将服贸协议退回行政院”、“先建立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再用其来审查服贸”等五点为公开诉求,其真正的诉求则是“反中、反马及台独”。此次运动严重影响两岸关系进程,也破坏了两岸政治谈判的可能性。实际上,2014年2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双方共同发表了《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两岸展现了光明的前景。然而“反服贸运动”改变了大陆的对台政策。台湾统派期刊《远望》在2015年刊登石佳音的文章认为:“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在2014年年11月份的《中国评论》上发表了《论习近平的统一观》,表明了大陆面对民进党极可能再度执政的现实,决定严正提出警告。解读该文可知,(大陆)指出民进党长期推动‘去中国化’是台湾公民运动的成因,(大陆)确认‘太阳花学运’等运动与‘台独’有紧密的共生、合作关系(分别扮演激进与‘中间’角色)。”⑨

  “反服贸运动”中马英九当局的退让助长了青年团体的抗争姿态。2015年7月,针对马英九政府力推的“反课纲微调”,一些激进青年展开围堵“教育部”行动。长期以来,一些台独人士“媚日仇中”,美化日本侵略,片面解读“二二八事件”,故意激化族群对立。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台湾社会的“课纲”改革逐渐成型,就好比“台独股票上市”,那些台独大佬就等着坐享分红——看着一代代被“台独课纲”毒害的年轻人走向社会。2015年,当马英九政府希望将陈水扁时期偏向“台独”的“历史课纲”微调回来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少数几个高中生居然冲到了最前面。最后,“课纲微调”也就只能是不了了之了。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出,“过度民主化”现象之所以频繁出现,是由于国民党当政者不敢依法压制而导致,而这又反过来成为民进党最有利的“武器”。这样的暴戾氛围的存在进一步凸显了台湾社会“反中”气氛的凝结。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今,台湾民众对于“统独”议题的民调出现巨大的变化。调查资料显示,1991年9月,台湾民众中有4.3%支持两岸“立即统一”,57.5%支持两岸“维持现状、未来统一”,只有4.1%的受访民众支持“台湾独立”⑩;而到了2019年1月,在“如果宣布独立大陆不会攻打台湾,你是否支持台湾独立”的问卷中,“赞成”和“非常赞成”的比率分别达到了25.9%和36.1%;在“如果宣布独立大陆会攻打台湾,你是否支持台湾独立”的问卷中,“赞成”和“非常赞成”的也分别达到了18.1%和11.7%。⑪可以说,“过度民主”大发展的三十年是台湾“国族”认同不断走向分裂的三十年,这种不良局面给两岸未来的统一投射巨大的障碍。

  五、民进党的“过度民主”只是执政工具

  在民进党推动下的台湾“过度民主化”不仅使得国民党的权威体系荡然无存,也使得民进党在选举中不断“攻城掠地”,从“地方”开始不断包围“中央”,以至于到2016年1月的时候,民进党既取得了领导人选举的胜利,也取得了“立法院”的多数席位。民进党拥有了“无往而不利”的公权力(当然在选举政治中这只是种“短暂想像”而已),貌似民进党也不必再依靠“泛社会化”的民主动员即可达到其目标。当然,国民党沦为“在野”后,民进党不会允许国民党推动“过度民主”来搞垮自己。

  于是乎,民进党“开足马力”、展开猛烈攻击,相继成立“不当党产委员会”(2016年8月31日)和“转型正义委员会”(2017年12月5日),目标直指1945年来台的国民党。国民党多笔“党产”遭到冻结,诸如“妇联会”、“救国团”等社会组织相继被认定为国民党的“附随组织”,相应地其资产也相继遭到了冻结。更有甚者,民进党大力推动“军公教”年金改革,针对老弱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和围攻(许多是曾经的“国军将领”),蔡英文当局在其办公场所外广布“蛇龙和拒马”——“拒民众于千里之外”,民众直呼“下一次投票一定不给民进党”。所以说,2018年11月24日,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在22个县市中仅仅获得6席,这种惨败与民进党的权力傲慢和政策失误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民进党错误的两岸政策,正在将台湾慢慢推向危险的境地。

  眼看国民党大胜后高雄市长韩国瑜多处展开“招商之旅”,民进党并未反思失败缘由,竟然还不断地“倒行逆施”,一方面民进党痛斥媒体发布“假新闻”,或许这导致了民进党的选举失败;另一方面,针对报导韩国瑜新闻太多,“NCC”(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以报导韩国瑜新闻太多对“中天”开罚100万,此举明显是“干涉言论自由”,招致了多家媒体的批判。

  总之,号称“民主进步”的民进党并未成为推动民主的“永动机”,反而在上台后不断热衷于“权力集中”。由此也可见,“过度民主”对于民进党只是争夺权力的工具而已。正如蔡英文在与赖清德争民进党内初选时所放话“拼连任是捍卫执政价值”,可见其内心并不尊重“民调低迷的民意”,也并不关心“民生之多艰”。因此,实在看不下去的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决定报名参加国民党初选、来角逐2020,为台湾人民争取更好的未来。此举成为自从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初选纷争以来最大的“震撼弹”。4月21日郭台铭在脸书上忧心忡忡地说:“在我心中,民主有两种:一种是创造和平和促进富强的民主,另一种是摧毁和平和走向贫穷的民主,也可以说是民粹式假民主。因为冲突和贫穷,绝不可能维持长期稳定的民主发展。所以不同的民主,将会造就不同的台湾:一种是和平富强的台湾,一种是战争贫穷的台湾。”⑫郭台铭的参选以及中国国民党出现多年不遇的“踊跃征战2020”,恰恰说明了民进党施政导致民怨鼎沸,这使得国民党人信心大增。

  六、结论:台湾的民主还差“不只一里路”

  本文尝试跳脱民进党的“自由民主”话语体系来看待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长期以来,民进党以维护“自由民主”的名义把持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话语权,以对民进党有利、而非对台湾有利的方式进行深入解读。然而,随着目前世界范围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台湾民众正日渐醒来,对于民进党的表述也有了更多的抱怨。正如朱云汉教授所言:“台湾民众对于民主治理品质的失望,以及对台湾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导致社会出现信心危机,各阶层都弥漫着迷惘、失落、与挫折感。”⑬认识台湾的“民主历程”,不能简单地从西方社会民主发展的视角来看,而应该从台湾社会在民进党主导下相继对过往社会秩序进行颠覆和解构的视角来看。

  健康的、适度的台湾民主,应该在宪制体制下,各党派追求达成社会共识,并追求台湾整体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民进党操弄下的“过度民主”并非依据有着“追求中国统一”意涵的“宪制”规定,随之而来的是,台湾民众之间守法的“中国认同”与非法的“台湾认同”愈来愈呈现出对立甚至对抗的趋势,台湾社会也由此屡屡遭到撕裂。

  今天的国民党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曾经担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对于国民党的瓦解起到了重大的“里应外合”的作用。之后的国民党主席也在民进党设定的“民主话语体系”中,逐渐沦为了追求本土化、毫无话语主动权、处处被动挨打的角色。然而,2018年“九合一”选举后的国民党已经重新燃起自信。在2020年国民党初选中,先后有朱立伦、王金平、周锡玮、张亚中等争先恐后参选,近期又有郭台铭、韩国瑜等高民调人才可供党主席吴敦义选择。国民党取回台湾地区领导权的可能性在大大增加,国民党对于台湾“适度民主”发展的责任也在不断增加。国民党应该在未来台湾民主转型中提高话语权。在两岸关系和民生建设并举的同时,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定位也应该更加清晰,这样国民党才能扮演好中华民族统一大业中积极建设者的角色,更好地维护台湾的和平与繁荣。

  注释:

  ①根据在台湾2002年和2006年两次调查的结果,赞成民主制优于其他体制的人数比例非常低,2002年只有40%,2006年略有增加,但也只有47%,不足总数的一半。这个结果同样明显低于日本、菲律宾和泰国,更低于香港,与韩国的情况差不多。……从另一角度讲,尽管当前台湾民众对民主体制的信心不够,他们会赞同走回旧的体制吗,会同意停止直选由一个强人来专权吗?实际上很多人都反对旧体制的回归。也就是说,民主制的正当性是建立在其他出路不可行的基础上的,尽管现行体制不尽人意,但却也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替代,这是一种很尴尬的状态。朱云汉:《台湾民主的沉沦与再兴》,2008年12月22日朱云汉在北京大学台湾研究会的讲座,转引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6266879/

  ②马英九在竞选期间,曾经提出经济年增长率达到6%以上,失业率降到3%以下,民众年均所得达到3万美元以上,这一系列政策简称“633”。

  ③[英]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转引自张飞岸:《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④国民党对台的治理是否存在着民主呢?著名保守派政治学家撒母耳·亨廷顿曾经于1991年的著作中提到:“在历史上,台湾的国民党体制就曾集威权、民主和极权的某些成分于一身”。[美]撒母耳·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⑤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⑥七次“修宪”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面三次,1991年一次、1992年一次、1994年一次;这三次“修宪”总的任务是解决威权时代、两蒋时代在“宪政”上遗留的问题,开辟新局。第二个大的阶段是第四次“修宪”,也就是1997年的“修宪”决定台湾的政体是“半总统制”或“双首长制”。第三次“修宪”是后边的三次“修宪”。这三次“修宪”分别是1999年、2000年和2005年。后面这三次“修宪”就是终结“国民大会”在台湾“宪政体制”里的角色的过程。引自张博树:《漫谈台湾的宪政——台湾七次修宪的启示》,爱思想网,2010年9月30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323.html

  ⑦张茂桂:《台湾政治民主化与“公民社会”的发展》,摘录于朱云汉等着《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⑧朱云汉:《台湾民主的沉沦与再兴》,2008年12月22日朱云汉在北京大学台湾研究会的讲座,转引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6266879/

  ⑨石佳音:《太阳花运动改变北京对台政策》,《远望》,2015年第2期,第17-18页。

  ⑩刘国深:《当代台湾政治分析》,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⑪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019年1月“2019国家安全调查”民调报告,第3页。

  ⑫凤凰新闻:《被蔡英文批“没民主只能要饭吃”郭台铭:她没资格讲》,凤凰网,2019年4月22日,http://news.ifeng.com/c/7m4xWMtHvhA

  ⑬朱云汉:《在民粹政治下台湾正跌落均贫深渊》,中评网,2017年9月25日,http://www.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coluid=0&kindid=0&docid=104823385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6月号,总第2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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