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展开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构调整过程。农业中激励机制的改善，调动了生产和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单位土地面积上使用的劳动时间显着减少，长期积淀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显性化。这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另一个效应显现出来，即农民获得了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权利。农民遵循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信号，分别进行了经济活动领域和地域的转移。
由于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被逐渐消除，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个体动机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驱动力得到衔接，共同推动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同时在宏观层面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改革期间，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倍左右，其中劳动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或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作出了高达44.9%左右的贡献。
第三步，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时发生的。于1979年建立经济特区，先后经历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开放到全面开放的历程；于1986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扩大、引进外资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为转移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导产业结构向符合资源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也为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国际竞争力。
作为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经济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5%的增长速度。一方面，中国这个成就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及对世界经济的趋同，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一轮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发展成就，世界经济有史以来首次显现趋同的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有自身特色，又符合一般发展规律。
展望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新贡献
文章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70年的光辉历程，经济发展有前30年的探索及其教训，也有后40年的创新及其经验。无论是走过的弯路还是取得的成功，在知识意义上都是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自己珍视，也应该贡献给正在进行同样探索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值得写入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版本。根据已经提炼的智慧，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目标，依据相同的改革开放逻辑和路径，中国仍将继续进行实践探索，争取对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首先，从时间维度延续和升级经济增长动能。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渐趋完结。从增长动力的角度来看，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如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产生有利于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进的效果逐渐消失，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通过市场机制下的优胜劣汰、人力资本提升、技术创新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然而，正如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训所表明的那样，并非到了这个阶段，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便可以水到渠成地引领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转变。“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的意义就在于揭示，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不是自然而然的，而要根据每个国家面对的特殊挑战，创造出挖掘新增长源泉的条件。对中国来说，这就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具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应。考虑到改革效应，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着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国等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将很快成为第一个完整经历经济发展所有形态，并完成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及至高收入阶段转变的最大经济体。
其次，从空间维度延伸改革、开放、发展和共享的逻辑。中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即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较早取得经济发展实效，实际体现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扩大的情况下，有两种机制开始发挥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第一种机制主要是市场化的，即沿海地区制造业产生大规模劳动力需求，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增加了农户收入，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第二种机制则更多借助政府政策，即实行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内的各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随着中国经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在沿海地区更为突出，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最先失去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恰好具备了迎接产业转移的条件，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同时，中国擘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发展布局，意在通过聚集规模经济保持制造业优势。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最终在中国丧失比较优势，需要形成新的“国际版雁阵模型”，即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周边国家和非洲等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进而带动产业转移，既契合“雁阵模型”这个一般发展轨迹，也为中国自身的梯度发展实践证明有效。
再次，以共享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各国寻求经济发展并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由于发展带来人民福祉的改善，因此，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与开放，只有从这一目的出发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与欢迎。过去40多年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核心也恰恰在于具有共享性。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市场机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将会减弱。在增长模式从投入型转向创新型的情况下，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从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将增强，要求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发挥社会政策托底功能；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改革开放越是深入，“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碍越多。这些都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共享发展理念更好体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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