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坚持原则，贵在行动。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是强化“一国”、善用“两制”，处理好“一国”与“两制”关系的典范。所谓强化“一国”，就是坚持“一国”的政治底线，发挥“一国”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巨大红利；“两制”当中，对内地、香港、澳门来讲，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两种政治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大湾区建设中的政治底线。习总书记说过，“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藉口。‘一国两制’的提出，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因此，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过程中，应意识到相较于港珠澳大桥建设中的工程难题更难解决的是人为设定的制度、法律、管理规则等障碍。建议两岸应该淡化制度差异，坚持“以实为本，以真为要，以干为先”，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大胆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建议。在未来相互交流和合作领域中，以多元、包容、融合的实际行动，避免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泛“两制”化。
第三，顾全大局，效率优先。多年以来，国家层面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的“一国两制”独特属性，较多强调整体区域规划而忽略了个体城市差异。今后，粤港澳地区要想形成真正的大湾区城市群，必须让湾区内的各城市进行精准定位、明确职能、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在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动下，因城施策、顺“市”而为。试想一下，港珠澳大桥建设如果过于强调依靠社会私人资本，在不建深中通道的条件下要满足交通量需求，根据投资回报测算则要做成双向十二车道才行，但相应地工程的投入要比现有的六车道增加80%，造成的后果将是工程建设会被无限期拖延。而在确定选择融资渠道单一的政府投资方式后，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先把工程干起来，通行政策可以在后面慢慢协调研究。因此，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过程中，应从整体大局出发，清楚认识到“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影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加快速度落实两岸“应通尽通”，以效率优先为原则大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做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应有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资料：
①《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2月版。
②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推进祖国统一——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祖国统一的重要论述》，《光明日报》，2017年12月6日第5版。
②张思平：《“一国两制”下的粤港澳大湾区二十年》，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2017年12月。
④魏凯：《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为何没“合体”》，《南方都市报》，2019年4月11日第AA01版。
⑤梁振英：《让粤港澳大湾区发挥“一国两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http://www.pprd.org.cn/yc/201811/t20181128_508881.htm.
⑥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1/02/c_1123937757.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