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教授指出，在美中关系中，这种框架所带来的潜在好处可能最为明显。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未能阐明一项旨在维护美国至关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不是通过破坏中国经济来恢复美国主导地位的对华政策。当前的做法不仅没有在一个灵活规则的多极体系中容纳中国，反而试图遏制中国，削弱其相对实力，并缩小其战略选择。
他们希望，通过致力于建立这种框架，美国和中国将发出一个共同的愿望，即限制争议领域，避免不断增长的敌意和猜忌螺旋式上升。除了在气候变化、大流行病防范和其他共同利益方面进行合作，避免公开试图破坏对方的国内繁荣或政治合法性之外，华盛顿和北京可以通过谈判和调整的过程，寻求各种军备控制、危机管理和降低风险的措施。
在棘手的台湾问题上，他们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奉行自1972年“上海公报”以来的”模糊政策“。放弃这一政策，转而更直接地承认台湾，可能会引发一场没有任何一方受益的战争。
作者指出，在努力巩固亚洲盟友的同时，美国应当支持缓解亚洲紧张局势的地区性努力，并鼓励其盟友避免与中国或彼此之间发生不必要的争吵。美国推动的区域贸易协定，如新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应着眼于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试图孤立和排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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