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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拜登（图片来源：新华社） |
中评社北京6月6日电／据大公报评论，最近太平洋上空很热闹。美国总统拜登除了主持美日澳印四国云峰会，还派遣国务卿布林肯及防长奥斯汀出访日、韩；布林肯随后将转道阿拉斯加参加中美战略对话，而奥斯汀则前往印度。
美这一轮穿梭外交的背后，主要是拉拢盟国，就“应对中国威胁”对对表。既然中国已经被定义成美国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是唯一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可能挑战美国利益和国际秩序的国家，美国联合盟国应对这个挑战也是符合其战略逻辑的。
阿拉斯加的会晤还未登场，中美双方的舆论战提前打响。中国将此定位为“战略对话”，而布林肯则否认这次对话的性质，强调能否进行继续接触，取决于中国在回应美国关切方面有没有实质性动作。与此同时，美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接受澳洲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盟国受到经济胁迫没有得到改善之前，美国不打算改善中美关系”，所有这些表态似在变相为中美合作设置条件，为阿拉斯加高层会晤增加美方的筹码。
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没有一位战略家会否认这一点。连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把“向印太倾斜”作为英国未来的外交战略重点。早在100多年前，美国“海权论”始作俑者马汉将军就曾预言，未来的太平洋将会由美、日、德、英四国所主导，但历史并没有按照马汉的设想去演进，但太平洋“四边形”的概念时不时冒出来。无论是美国当下热衷的“四边安全机制”还是日本前首相安倍的“民主菱形”构想，都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中国毫无悬念地成为美日澳印四国夹击的唯一目标。
回顾“四边安全机制”的演变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机制的成长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全过程。“四边机制”始于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最初的功能是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但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积极推动之下，于2007年变成了外交对话论坛。安倍2006年第一次组阁的时候就提出，以价值观外交为纽带，以自由与繁荣之弧为依托，打造“四国民主菱形”，安倍主张“召开日美印澳四国首脑或外长会谈，与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一起探讨合作，贡献日本的力量”。随着安倍的下野与时任澳洲总理陆克文退出该论坛及联合军演，“四边机制”遭到搁置。安倍再次上台之后的2013年2月，提出了“俯瞰地球仪外交”，再次强调以价值观为基础，开展战略性外交，以日美关系为基轴，深化与澳洲和印度、东盟等亚洲海洋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遥相呼应。
但“四边机制”的加速复活还是得力于特朗普。2017年11月四国签署了《印太协议》，将司局级层面的讨论常态化。2019年联大期间，四国在纽约举行了首次外长会议，“四边机制”第一次上升到部际层面。而2020年10月在东京举行了第二次外长对话。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直言不讳地表示，希望将这种形式“制度化”。2020年11月四国举行了孟加拉湾“马拉巴尔”军事演习，这是澳洲在时隔13年之后再次加入军演，增加了许多人的联想空间，有关“亚洲小北约”之说也是见仁见智。
“四边机制”的演绎与发展是在中美战略对抗加剧、中印战略疑虑加深、东海与南海局势复杂化的大背景下得以一步步推进。在共同价值观、联盟、伙伴等旗帜之下，美日澳印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由最初应对海啸的功能性一步步演变成战略性。前美国防长马蒂斯称，“四边机制”将会在海上安保、供应链、技术和外交等四个方面发挥作用，以达到遏制中国的作用。但也有专家认为，“四边机制”未必会变成“亚洲小北约”。首先，该对话是非正式的，不像北约那种拥有实体架构，四国优先事项不同，对中国采取何种行动缺乏共识，印度主要关注印度洋，而澳洲和日本则更关注东海和南海。此外，中国是日印澳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恐怕也是日印澳在对抗中国上表现出一定程度暧昧的最直接原因。
坦率地说，没有人能够阻挡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头号威胁”及不遗余力地构筑围堵对华包围圈，但同样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阻挡中国的崛起，影响的只是速度而已。在两极对抗的冷战期间，苏联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力量发展极不平衡，国力只有美国的40%。而今天的中国国力已是美国74%以上，中美两国产业的深度融合让美国的脱钩变得十分痛苦，这是特朗普遏华战略无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拜登政府如果不改变对华的认知与判断，只是在打法上调整，大概率也会走一条失败的道路。四国峰会固然值得中国警惕，但更需警惕的是美国自身，追求不切实际的遏华战略，只能让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陷得越深，离重返世界领导中心的地位越远。基辛格曾经说过，意愿加实力同等重要。而如今美国仅有遏华的强烈意愿，但实力不济的战略缺陷，盟友们心知肚明，只有21世纪的傻瓜才会主动放弃14亿人口的大市场。所以，韩国、英国在对华定位上与美国存在温差，也就不足为怪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