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借助新媒体平台而产生的快速传播性。“馆长”现象的出现，代表着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呈现出网络时代的新特点。新媒体拓宽了两岸青年获取信息的渠道，加速了文化现象的扩散，成为打破偏见、解构谎言的重要力量。陈之汉以“反谣言”为核心，通过直播的形式，将大陆发展细节与台湾绿营刻板印象直接对比，形成强烈视觉冲击，这种“沉浸式体验”让观众成为“见证者”而非被动接收者，与国台办推动的“共同历史记忆”政策高度契合，引发两岸网友情感共鸣。
曾磊表示，台湾民众苦于民进党操弄意识形态，挑动两岸对立，而“馆长”对民进党当局的批评，精准契合了台湾民众对政治的不满情绪，以及对两岸和平交流、改善民生的渴望。而长期以来，主导两岸交流的力量多为国民党，以及亲国民党各路人士，民众关心的农产品销路、青年就业、跨境民生服务等议题往往被边缘化，因此传统的两岸交流模式常常被台湾民众质疑为“政客搭台、利益集团唱戏”。“馆长”所进行的两岸交流，被民众视为是脱离了台湾政党渠道的创新之举，因而广受欢迎。此外，两岸叙事正在从“政治对抗”转向“民间认同”与“文化共情”，两岸合作重心开始向民生领域下沉，这也为“馆长”现象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最后，曾磊强调，“馆长”的个人轨迹，既是台湾社会对民进党操弄意识形态、漠视民生的不满宣泄，也是传统两岸交流模式遭遇信任瓶颈后，民间力量自发探索新路径的缩影。未来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化，或许正需要更多这样扎根民间的“信使”。当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像陈之汉一样走进大陆，用亲身经历打破偏见；当越来越多两岸青年通过新媒体分享生活、共鸣共情，两岸关系便有了抵御政治操弄的坚实民间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