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我每天与“台湾问题”打交道，脑子里装的、想的是“台湾”两字。回往过去，1987年两岸隔绝38年之久的大门终于打开，两岸关系出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两岸人民迎来“和平交往交流合作”的新时代。1992年两岸官方唯一授权的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香港商谈，达成“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从此两岸往来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之后，1993年“两会”首次在新加坡举行了破冰的“汪（道涵）辜（振甫）会谈”，签署了四项协定，1998年“两会”又在上海举行“汪辜会晤”（那时我任职上海市政府台办研究室主任）。200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首次在北京举行“胡连会”，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十年后的2015年11月7日15时，受到世界关注的两岸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首次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习马会”，“世纪之握”，标志着两岸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这些重要历史事件，都是在这三十年里发生的。
30多年来，我曾经接待过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淡江大学、成功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高雄中山大学、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前“欧亚研究基金会”）等高校和智库学者。参加过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日本等无数次的涉台研讨会，曾六次赴台进行参访和学术交流，与台湾学者坐在一起，共同出席研讨会，面对面进行交流，彼此平等交换意见。我深入去瞭解岛内政局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因素，对台海局势的研析、研判，对中央涉台政策的研读、把握，用心投入，努力工作，很有收获，有感有悟。
30多年来，我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工作12年半，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工作10年半，退休后受聘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围绕两岸关系、岛内政局、台湾民意及外部因素等重要历史事件，所撰写的涉台文稿超过上百万字，包括承担“涉台课题”和“研究专报”130多项；发表涉台论文40多篇40多万字；接受大陆与港、台媒体采访及约稿120多篇；以“泰武”笔名在香港发表涉台评论文章近百篇；作台海形势报告530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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