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诗鸿表示，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相较于“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协调以及全球产业链思维，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全球化的态度则是另一种态度，也称国粹主义，单边主义。前者支持层主要是在全球性活动为主的行业中盛行，例如金融或制造业。即便中美、中欧间政治关系越来越紧张，但近两年来美欧对中国的金融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并没有减少，国际协调主义属于全球化的积极支持者；后者的新保守思潮表现出的是反全球化。支持层主要以军工业、石油业或者建筑业为主，特朗普的选举前后，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思潮慢慢抬头。经济政策上，新保守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支持大社会、小政府，认为自由竞争和贸易促进财富增长、滴水效应解决贫困问题，在日本政局中虽然慢一拍但是几乎是亦步亦趋，如中曽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经济政策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曾鼓励对外投资，支持日本经济国内放宽竞争机制。相对而言，安倍后期，以及现在岸田的“经济安保“，回归日本政策就是新保守主义体现。对外则跟随以美国为主导的单边主义的供应链小圈子，如最近的半导体供应链CHIP4，印太经济合作框架IPEF。
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与发达国家工人“贵族化”，左翼反全球化、反资本自由等动向息息相关。新保守主义早期是左翼对斯大林的失望，后来是对自由派推动的全球化的失望。全球化引发的国内矛盾已经到了难以调和地步，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的轨道修正，体现为特朗普政权的上台，以及他的积极财政、制造业国内回归、约翰逊的“一国保守主义”以及日本的岸田的“新资本主义”。实际上，岸田“新资本主义”也是新保守主义的体现，他强调制造业回归日本，用经济安保、均衡贫富这种口号来施行所谓新资本主义。他所属的旧“宏池会”原本有大批属于中间派或自由派的政治家，但是近年他们的理念接受了很多新保守的思潮，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这些转变和激进右翼还是有所区别，也不同于类似欧洲原来的社会民主党的温和理念，对于今后转型方向还需进一步研究。
洪诗鸿指出，在国际政治上，新保守主义认为民主人权超越主权，美、日对台湾地区或者对其他国家内政干预也能体现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理论冲动。尤其在9・11之后，更催生新保守政权，呼吁为了保护自身的自由和民主，应当积极对外干预，寻找俄罗斯、中国等威胁对象。美国和日本现在对台湾提出价值观的共赢，触及主权问题，就是因为在新保守主义理念中，价值观可以超越主权。这一套新保守主义者所认为正确的东西，实际上在30年前就已经有理论铺垫，如今更是付诸于行动当中。
洪诗鸿认为，原本自由主义者等亲左翼人士，受新保守主义思潮影响发生的思想变化，更值得关注。他观察到，一些日本的知识分子最近也受新保守主义思想影响，对中国看法发生微妙转变，甚至接受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观点。中日之间的对话、研究或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战略调整应当重视，有很多表像和趋势背后都体现出思潮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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