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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嘉宾线上截图（图片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提供） |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主要从中美智库交流与国际传播的角度谈及自己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表示，在当前中美既竞争又合作的背景下，处理好台湾问题并非竞争的筹码，而是两国务实合作的前提。关于台湾问题的正确认知和信号传递对处理好中美关系、维护整体稳定有着关键的作用和全局性的意义。用历史的眼光长远地看待中美关系发展的态势，采取专业化的方法也是我们应汲取的历史经验。于运全还提到，国家治理的效能是大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中美两国国家治理政策的协调对于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是双方可以展开合作研究的领域，双方的交流对话不应只限于外交往来。于运全认为，中美关系在未来两三年内依然存在回暖的窗口期，而这需要两国智库、研究机构和媒体等各届专业人士加强战略沟通，清晰准确稳定地传递双方的权威政策信号，负责任地向政府和公众做出阐释，避免不必要的误读与误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提到，近年来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的抬头使得美国国内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美国国内的矛盾一时难以解决，而这与新兴大国的崛起形成对比。美国国内现状引发其战略界和精英阶层焦虑感的上升，以致需要树立外部敌人以缓解国内矛盾而增强内部凝聚力。美国左右世界能力的下降与其竭力维护主导地位的野心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狭隘和自私。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用零和思维处理涉华问题，以意识形态定位对华政策性质，试图阻碍中国崛起，用其现有的军事、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优势和主导地位打压中国。袁征表示，美国的霸权主义言行背离了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精神。美国的一己之私正在将世界拖入一个更加动荡不定、风险加大的时代。美国难以改变其霸权主义逻辑，不断干预中国内政，而中方也需要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因此双方的矛盾实际上是在加剧，事态正在螺旋升级。袁征认为，中美两国关系注定要经历一个动荡不定的时刻，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里其挑战大于机遇。两国应采取行动避免两国正面碰撞，美方必须停止侵害中国主权，以实际行动遵守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而在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上，中方无法也不会退让。若双方难以达成妥协，中美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善的前景只会更加黯淡。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夏立平首先谈及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的四大障碍。第一大障碍是美国国会中的鹰派反华议员，不论是共和党议员还是民主党议员都一致想要掏空甚至抛弃“一个中国”原则，典型的例证就是最近的“台湾政策法”。该法案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战略意图。一方面，美国深层政府(Deep state)和军工复合体希望台海局势更加紧张，从而向台海地区兜售武器、提供军援。另一方面，美国部分鹰派议员利用台湾问题制约中国发展，不惜把台湾推入战火以遏制中国发展。第二大障碍是拜登政府在应对美国国会反华举措时的软弱无力，其无法阻止佩洛西访台，也难以阻止“台湾政策法”通过。第三个障碍是台湾当局企图依靠美国谋取台独。第四个障碍则是新冠疫情使得中美专家学者几乎难以有面对面的线下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损害了双方的相互瞭解和相互信任。
夏立平认为中美两国现在必须尽最大努力推动两国之间建立战略稳定的进程，对此，他提出若干建议，包括：保持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交流沟通；美国必须停止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政策和行动；双方采取相应行动通过单边措施防止紧张趋势演变为与台湾有关的武装冲突；两国需在危机前和危机发生期间向对方发出明确信息；若中美关系再次稳定，可以恢复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和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若美国不再把台湾当作制约中国的棋子，两国可以在第一轨道对话中讨论危机管理对策；继续开通两国最高领导人和国防部之间的热线；若中美关系再次稳定，恢复两国联合参谋总部总长对话机制；危机时刻应派遣特使；鼓励两国使馆等外交渠道在危机发生前和危机发生时互通信息；恢复中国国务院台湾问题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与美国副国务卿之间的对话框架；两国应签署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两国可以适当建立双边战略稳定对话机制讨论核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事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拥军表示，国内政治因素造成美国某种程度上混乱地释放政策信号。这不但加大了中国解码美国政策的难度，更会造成现实的危机。多年来，美国、台湾地区通过一系列言行释放了诸多不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消极信号，而中国则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总体来看，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稳定、延续、可预期，美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政策变动较大、是台海危机的始作俑者。未来，如果中美关系依然受到来自美国、台湾地区的较多负面因素驱动，那么台海危机或将持续更长时间。身兼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究所所长的郭拥军还提到，在与美国方面的交流中，中国可加强对于香港问题和“一国两制”方针的阐释与说明；而美国战略界人士若想更加充分全面地瞭解中国的对台政策，也应当对香港问题和“一国两制”的实践进行客观实际的瞭解。最后，郭拥军认为，鉴于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上的负面作用，在为管控危机而进行的多层面、多领域沟通中，两国议会层面的交流应予以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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