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双方在“战略合作”或“合作伙伴”的范畴和重视的认知和落实方面，有可能存在相当大的鸿沟，双方原则性的议题之外，更无法讨论“战略”的敏感核心议题，尤其如韩国期待的朝鲜议题。随着时间，难免产生怀疑对方政治信赖的负面效果，两国之间出现小小争议问题，容易点燃如“反中”和“嫌韩”类的情绪冲突。如此看来，也就在建交以来韩国和中国的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交流成就，没有生产出其所期待的政治外交安全方面的“溢出效果”，两国到目前为止，无法在政治安全议题上完成磨合，反而，时而出现两国之间的“反溢出效果”的各种争议，如“反中”和“嫌韩”现象反倒越严重，这样新功能主义的整合理论所设计的愿景，起码从韩国方面来看，韩中关系上没有达到目标。反正突出了两国之间大国和中间强国之间的“权力非对称关系”的一些基本属性的问题。
文在寅政府为了韩中“战略合作”，不顾国内的激励反对大胆给予中国承诺所谓的“三不”，并一些中美矛盾问题采取了“战略模糊”，希望照顾左右，尽量回避摩擦，以期望解决朝核问题和改善南北朝鲜关系。但，文在寅政府所期待的中方的“战略合作”实际上没有达成，反而目睹了越来越发展的朝核导弹。期间，两国之间互相猜疑和反感情结反而增加不断扩大，中韩之间的“战略合作”的限制更为清楚，也证明两国关系上面存在非常特殊的难以解开的政治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结。
这可以从另外的“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国家之间“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逻辑来可以说明。建构主义理论说国家和国家经过相互交流、相互认识和相互学习，最终会达到“身份认同”或“文化认同”，这样国家关系才会达到和睦和平。
过去三十年的关系发展来看，韩国和中国也进入了这个建构主义路径，从经贸交流开始，经社会文化交流，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等，加强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当中互相学习而培养共同知识等，达到了与前完全不同的互相认识的阶段。但是，从目前两国之间出现的攸关认同的那些“反”或“嫌”的情绪矛盾现象来看，达到那种互相完全放开心互通的“身份认同”或“文化认同”的目标，可能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也需要新的观点和更积极路径。今年二月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见韩国外长郑义溶的时候，说的“继续妥善处理敏感问题，防止中韩关系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和冲击”等，应该指的就是这个现象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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