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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当局的贸易政策被证明偏离了时代的运行潮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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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台湾地区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总额占比（%）对照表 |
中评社╱题：蔡英文当局贸易政策的抉择及其政治影响 作者：杜世雄（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贸易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到政治行为体贸易需求的影响，往往也掺杂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蔡英文当局将对外连结列为贸易政策制定的首要选择，幷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两岸贸易伙伴关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不难发现，蔡英文当局的贸易政策主要围绕其政治取向运行，旨在将其作为塑造民意、应对政党竞争以及操纵选举的工具。但也必须注意到，这种非理性的贸易布局幷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且呈现明显的后劲不足，幷不能服务于蔡英文的政治需求。过分的追求政治利益的提升，不仅有可能造成民意的反弹，而且有可能影响岛内政党竞争格局的变化，导致两岸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凸显。
2016年，蔡英文携民进党以压倒性的优势重返执政，幷且于2020年实现了高票连任，其个人的自信与执政资源在这过程中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在完全执政的背景下，蔡英文的政策制定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一方面坚持“柔性台独”立场，大搞“去中国化”，奉行亲美日对抗大陆路线；另一方面推动“新南向政策”，以提升“经济自主性”①。在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与倚美抗陆情绪的影响下，蔡英文制定政策主要围绕维持内部稳定、摆脱对大陆的依赖为中心②。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蔡当局制定政策的非理性因素增加，不仅导致决策粗糙，且缺乏可持续的动力，对于两岸关系的负面影响相对显着。进入执政的第二任期，蔡英文必然需要重新衡量其政策制定的得与失，否则将有可能因为政治环境的恶化而导致“讨厌民进党”情绪的再次攀升，推动岛内政治的重新洗牌。以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从细微之处观察蔡英文的执政策略，分析其与环境的互动过程。
一、蔡当局贸易政策的内容及特征
早在民进党首次执政时期，李家泉就曾指出，民进党一方面害怕丢失政权，另一方面又不懂经济，因此总把主要精力放在“斗争”上③。他们往往在政治议题上提出中共无法接受的条件,以此达到“拒统”和“拒和”的目的,而同时又可把责任推给中共。在“全面执政”与高票连任的影响下，蔡当局推行贸易政策同样存在着“斗争”与非理性情绪，一方面，对于两岸贸易进行冷处理；另一方面，对于美日、东南亚国家的贸易热情继续高涨，具有内外不一的特征。
（一）蔡当局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
加强对外联结。台湾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较低，对外依赖性强。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加快，世界各国（地区）也积极调整贸易政策，以适应局势的发展，蔡英文也不例外，其2016年与2020年两次就职演说曾先后指出：加强和全球及区域的连结，积极参与多边及双边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及多元性等；致力让台湾经济走向世界……持续引导产业布局全球④。重返“执政”以后，蔡当局将扩大贸易布局，参与国际经贸组织和区域整合列为政策重点。一方面，加强与美、日的经济关系，不断谋划对美日等国家的“投靠”。除了以主动示好的方式如全面开放美猪、开放日本核灾区食品以寻求双方的自贸协定外，还不断强化与美国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如与中南美洲国家签署FTA等，加快向美日的投诚。另一方面，蔡当局也尝试加大与新兴经济体的联结，同时积极谋划加入区域经济整合。2016年年底，蔡当局启动了“新南向”政策，积极在经贸、“外交”、人文、社会等各领域强化与东南亚、南亚的联结与合作。为此蔡英文曾指出“台湾已经为加入多边贸易体系作好准备……与重要贸易伙伴洽签双边贸易协定的工作也正逐步进行⑤”。除此之外，蔡当局也积极谋划推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除了不断寻求在国际经贸组织的发言权外，也积极推动加入区域经济组织如CPTPP等。
弱化两岸经贸合作。作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大陆是影响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受制于两岸关系的影响，蔡当局贸易政策的制定往往掺杂着复杂的政治因素。2016年上任之初，蔡英文曾将两岸经贸合作的关系判定为“结构上越来越是一个竞争性的关系”，幷指出“要去寻找在经济结构上互补性比较强的国家⑥”。因此，蔡英文虽然提出维持两岸关系发展的现状，但是仍不可避免的对两岸贸易政策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主动性较低。相比于马英九当局上任一个月内重启两岸中断十年的制度性协商，两个月内启动两岸直航幷在随后推动两岸“大三通”，幷且在8年时间推动两岸签署23项协议，蔡英文主动推进两岸贸易往来的意愿较低，且政策执行更为严苛，对两岸关系进行“冷处理”乃至边缘化的力度更大。另一方面，推行两岸经贸合作的限制措施。2018年台湾当局召开“对外经贸战略会谈”第六次会议，曾提出“尽速提出中长期经济战略调整的方向和构想”，指出“台湾是全世界抵抗中国（大陆）压力的最前线⑦”。为此，蔡当局不惜以牺牲两岸经贸关系的深化为代价，推动台商“回流”政策，加强对于两岸经贸合作的管控，如在2019年3月提出包含有经济政策在内，所谓“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七大纲领”，以此作为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和立法机构推行政策与修订“法律”的行动准则⑧，同年年底通过了《反渗透法》，从另一个层面制造了两岸隔绝的状态，造成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停滞。
（二）蔡当局贸易政策的特征
显着性的意识形态挂帅。作为反对党出身的民进党，至今没有放弃反国民党以及“台独”的意识形态，这对蔡当局的政策制定过程仍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蔡当局不愿意沿用国民党时期的政策，更倾向于“另起炉灶”，其贸易政策体现出反国民党态势。因此，蔡英文重拾了“南向”政策，幷且对马英九时期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另一方面，蔡当局推行贸易政策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其一是否认两岸经贸交流的成果，将两岸关系的动态变化归结为大陆的“打压”，称“惠台31条”、“26条措施”为意图影响“大选”、“逼迫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的方案，幷表示“答案袛有三个字：不可能”⑨。其二是收紧两岸经贸合作的窗口，在不继续扩展两岸合作领域的基础上，减少两岸合作的领域，如禁华为、禁大陆淘宝、爱奇艺等。
政治表达与实际行为相矛盾。民进党作为崛起于台湾本土的草根政党，其政治表达更偏向于极端化，但在执行上却往往出现背离。一方面，虽然明确表示要降低对于大陆的依赖，但是却不愿意放弃大陆市场。2010年，蔡英文曾极力阻止两岸签订ECFA，但执政以后却对此陷入沉默，不仅不乐见ECFA停签，还经常以此反呛大陆打“经济牌”。面对两岸贸易额的逐年增长，蔡英文总是鼓吹自己“三年有成”，但却闭口不谈大陆市场对台湾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对开拓国际市场表现出充足的热情，但是却缺乏经营的动力，效果不佳。蔡英文上任初期曾有意引导资本加大对于新南向等新兴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6年对日本与新加坡投资分别增加约13倍与5倍，随后对美国与东南亚投资金额也有显着提升，但是不到两年就开始衰退。贸易额的增长同样如此，如新南向政策执行五年却效果不彰，大部分国家与台湾贸易额占比呈现逐年下降的状态。除此之外，蔡英文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过程也表现出严重的不一致性。虽然蔡当局积极主动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幷持续表态“台湾已经准备好且很乐意、也有能力在印太以及其他地区做更多事”，但是也无法阻挡美国的经济“敲诈”而不得不开放美猪市场。在区域经济合作层面，被排除于RECP之下的台湾，寻求加入CPTPP的过程也幷不顺利，表现出边缘化的倾向。（见表1）
（表1：台湾地区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总额占比（%）对照表）
二、蔡当局贸易政策抉择的政治思维
作为反对党出身且擅长于选举的民进党，维持政党的执政地位，获得政治支持最大化是其制定政策的目标和追求，对于蔡英文而言更是如此。在“选举至上”等政党氛围的影响下，蔡当局制定贸易政策的每一个过程都充满着政治的考量，在每一个政策推行的背后，都隐含着对于选票的痴迷与对执政地位的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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