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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瞩目的高铁是中国制造与创新的重要代表之一 |
对此，如果从宗法宗族观念的角度进行解析，就非常清晰。
宗法宗族及其观念在中国存续超过三千年，不仅早于孔孟之儒，更是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运行机制。学者郑定、马建兴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几方面要素，包括儒家学说、伦理观念等思想因素，以及外在的专制体制、社会等级制度，无不与宗族观念、宗族制度密切相关。对于传统社会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宗族关系是人生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一个人的生、养、病、死，生前的婚姻嫁娶、择业谋生，身后的祭葬承嗣等等人生基本问题，大约没有能脱离与宗族的关系的。就政治层面观察，宗族制度与儒家思想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宗法观念全面地支配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最靠近今天的帝制时代，清代宗族成为皇权的基层统治工具，具有基层政权的功能与效力，可以用族规约束甚至审判宗族成员，严重者可以将违反族规的人处以死刑。这种类似国家基层政权与司法功能的增强使得宗法宗族及其观念对族众的“硬性约束”能力大幅提高，相对于儒家思想的“柔性教化”，一定程度上使得宗法宗族观念在基层社会可以成为主导因素。从涉及的民众而言，其影响的范围较之儒学更加广泛而直接；对中国的工业化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而言，产生的作用无疑更大更强。
如果说儒学是中国社会的教化体系：儒学教化培养理想，注重修养与宽仁，有利于塑造胸怀天下的理想；宗法宗族及其观念就是运行机制，追求利益，注重管理与竞争，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
就是说，儒家的“重义轻利”与宗族的“谋利生存”对人们的思维与行为的支配大不相同；儒家理想与宗法宗族观念的价值取向存在“利他”与“利己”的根本性差异。从“利他”的角度解释逐利的市场行为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而从“利己”的宗法宗族观念，去解析通过竞争、逐利而创造惊世成就的中国工业化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这里需要声明的一点是，笔者认为宗法宗族观念是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关键文化基因，绝无贬低儒学之意。儒学作为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体系，对中国社会的理想与信念的追求与塑造非常重要。从某个角度说，儒学与宗族在中国社会乃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而之所以用“关键文化基因<”这个表述，是因为现实中影响人们的思维与行为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因素中，不能排斥还有释道儒甚至墨家、兵家的影响。nextpage>
三，四方面解析宗法宗族观念作为关键文化基因的作用
记者：您这本书主要从哪些方面解析宗法宗族观念对中国工业化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的有利作用？
王平：这本书围绕中国大陆工业化发展的主要表现:制造与创新，分别从四个方面就宗法宗族观念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有利影响，分析四个重要的支撑因素:
1，中国制造:优秀产业工人由何塑造？
2，中国创新:竞争超越意识为何内生？
3，人力资源:海量专业人才缘何速育？
4，治理能力:社会上下合力因何形成？
上述四个方面，对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发展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都极为重要，都与宗法宗族观念有密切关联。
所谓文化基因，主要指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如同置入人体内的信息，并在长期积淀中逐步转化为人们习惯、价值观念等，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正如哈耶克对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基因形成所描述的那样“这些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个人逐渐习惯于服从，甚至像遗传本能那样成了一种无意识行为，他们日益取代了那些本能”。（注1）
宗法宗族及其观念三千年前的周朝就已存在，早于孔孟，且长期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运行机制。对于生活其中的中国人来说，宗法宗族观念在超过三千年的存续中，已经幻化成为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而对中国的工业化包括制造与创新而言，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宗法宗族制度及其观念作为持续影响中国社会超过三千年的运行机制，与现代工业社会有明显而直接的相通之处。
“工业社会的基本社会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就是分工—协作” （张康之），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农耕社会长期领先世界，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规模庞大、系统严密、规范有序的分工与协作有关。中国早在三千年前的周朝（约起于公元前1100年）这个典型的宗法国家时代，就已经形成系统的精细分工与规模化协作：当时的“大宰”相当于现代的总理，《周礼.大宰》规定的权责之一就是“以九职任万民”，即“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转移执事”。（注2）而所谓“饬化八材”的“百工” 就是利用各种原材料制造器物，还有多种医生分类、多种酒职掌管，广泛细致且有序。而大量人员从第一产业农业中脱离出来进入第二产业的制造业与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必然涉及大规模的分工与协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