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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和平发展论坛近日在香港举行（中评社 卢哲摄） |
然而，我们亦清醒的认识到，过去二十五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过程并不平坦，甚至可以说是道路崎岖和荆棘满途。从这个角度而言，过去二十五年也是在中央的领导、并在香港特区政府与爱国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的二十五年。今天，“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和长期实践的基础已经初步打好，尽管往后的工作依然繁重、复杂和艰难，但在各方面的不懈实干苦干下，“一国两制”的前景一定十分美好，“东方之珠”可望再创辉煌。
“一国两制”的实践之所以荆棘满途，是因为在香港回归祖国前的“过渡时期”（1982-1997）内英国人的破坏、香港反对势力的阻挠和外部势力的干扰。他们为“一国两制”在回归后的成功实践不断地制造破损和设置障碍。过去二十五年，中央在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的配合下逐一拆除那些障碍和修补破损。在拆除障碍和修补破损的过程中，无可避免会引起香港内部的分化和冲突，美国和西方亦乘机对中央横加批评和责备，并妄言“一国两制”已经失败。但是，随着那些障碍的不断清除和“一国两制”的体制机制越来越完备，所有的中伤和谰言将会不攻自破。
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保障英国人在回归后香港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和平交还香港，同时也希望他们在回归前的过渡期内不要“搞小动作”来妨碍香港的平稳顺利过渡，但事实上英国人却只是在形格势禁，极不情愿下撤离香港。为了所谓“光荣撤退”、延续英国人在香港特区的影响力和为英国在香港回归前后谋取更多的利益，英国人不但没有诚意让香港在回归后顺利实施“一国两制”，反而在过渡期内加紧设置众多妨碍“一国两制”落实的政策、措施和行动。英国人的破坏行动包括：单方面推行所谓“代议政制”，诓称“还政于民”、实际上加紧壮大“亲英”和“反中”人士并把政治权力移交他们；排斥和贬低爱国人士、阻挠爱国力量的发展；驱使“亲英”和“反中”势力与爱国力量的对立，并借此分化香港市民；抬举立法局的地位，意图制造政府向立法机关全面负责的宪制惯例；逐步将行政机关的权力和职能转移到新成立的法定机构；设立一批用以制衡行政机关的机构，从而削减和削弱行政机关的权力；修改和削弱部分用以维持治安的法律，减少执法部门维护治安的手段和能力；引进一条享有“凌驾地位”的人权条例；鼓励高级公务员转化为政治人物，令公务员队伍走向“政治化”；公开或隐蔽地在香港市民尤其年轻人当中灌输“反共反中”思想；散播回归后的香港乃“独立政治实体”的歪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将“香港问题“国际化、尤其是“美国化”，招引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等。
香港的反对派，特别是“反中乱港”分子，在回归前和后不断对香港市民别有用心地宣扬其对“一国两制”的错误的和扭曲的理解，并借此无休止地指控中央违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挑拨离间中央与香港市民的关系；利用其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的身份肆无忌惮在管治架构内和社会上竭力妨碍立法会和区议会的运作和阻挠干扰特区政府的施政；利用“政改”、“人大释法”、“六四风波”、“二十三条立法”、“国民教育”、“逃犯条例修订”等议题不断发动政治斗争和动乱；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爱国力量，意图阻止爱国力量的壮大和制造香港社会的分化对立；勾结外部势力意图夺取香港特区的管治权力和将香港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的颠覆基地等。
随着西方遏制中国崛起的力度和幅度不断提升和两岸关系趋于紧张，西方势力和台独势力介入香港事务、勾连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的程度也不断增加。它们不断在香港策动反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政治行动，质疑中央对“一国两制”尤其是“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承诺，抹黑香港的国际形象，损害香港的投资环境，为“反中乱港”分子提供支持、保护和庇护，削减与香港的科技、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合作，意图动摇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和香港未来的信心，和对中央涉港事务官员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施加“制裁”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