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检察官可以贸然行事，或者他们不需要解释自己的行为，他们始终能够被追责。自1997年以来，检察官认识到公众支持的重要性，于是不遗余力地提高透明度，发布了一系列起诉指引并提供给社会各界。这些指引不仅解释了检控政策和惯例，还说明了检察官认为应如何对待犯罪受害者和证人，以及应如何处理家庭暴力案件。这样的透明度水平在1997年之前是无法想像的，也表明了检察官现在更加认识到消除对其工作的误解，并促进对其运作方式更深入瞭解的必要性。
在社会动荡期间，这座城市的检察官发现自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据报导，不法分子试图从内部影响他们的行动，尽管这被扼杀在了萌芽状态。除了有时可能导致案件处理严重延误的巨大工作压力，他们的决定也经常招致批评，有关政治偏见的指控并不少见。抗议运动尽其所能妖魔化起诉决定，并试图给外界一种印象，即检查官们不是自由人，而是北京的傀儡。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中央一直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定，包括检察独立。我在1997年之后担任了12年多的刑事检控专员，但我从未受到来自北京或地方官员的任何形式的压力，要求我做出特定决定。我受到的批判，总是来自所谓的“泛民主派”，因为我根据既定的起诉标准，决定不起诉某个因有内地关系或社会地位显赫而不被他们喜欢的人。这是我曾经面临的唯一一种政治压力。
与司法部门一样，检察官已经从他们面临的挑战中变得更加强大，他们现在必须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无论是加强他们的专业知识、提高透明度，还是发展他们的外部联系。在1997年之前，他们与世界各地的检察官几乎没有联系，但这种情况在2001年发生了变化，当时检控部门加入了国际检察官协会(IAP)，成为其第75个组织成员。这为律政司打开了新的大门，使其检察官能够与其他地方的检察官建立有价值的联系，并促进制定有效的反犯罪策略。展望未来，在一些西方国家出于宣传目的抨击香港的法律制度之际，律政司应提高其在IAP中的形象，并充分利用其成员提供的机会。每个人都需要听到，香港的起诉一如既往地公平，除非现有证据有合理的定罪预期，否则任何人都不会被起诉，并且法治一如既往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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