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第一位提问的记者提醒了我，我在二○一八年五月十九日──有人形容当时是“破冰之旅”──获邀出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45周年会庆酒会。我刚才已说了背景，二○一八年五月时是我上任不足一年，当时仍然有这种相对比较平稳的气氛，可以做这些工作。我想读这段说话给大家听，当时我为什么说出席是应有之义──事实上不单只是我出席，至少有五至六位局长、副局长，包括杨局长也应该有出席──我当时解释，我们出席是因为“大家都很重视老师，很重视香港的教育发展。我希望以后我们和教协的交往，都是这一种事务性的，大家都是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一个优质教育发展的目标”，但明显教协已经偏离了这个目标，甚至违反了教育专业这个目标，所以我们采取行动是必须的。
事实上，我去年在另一场教育论坛上都有再提及我这个立场。我说我开始时是完全支持我们要多做教育的工作，投放的新资源已远远超过竞选时候的50亿元经常性开支──是超过130亿元的经常性开支，当中不少是回应教育界长期提出的要求，例如中小学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我在此必须澄清，因为我听到过去一、两天有人说这些教育新资源当时是用来讨好教协，完全没有这件事。每项措施也是回应教育界长期提出的要求，亦是我听到很多前线老师和中小学校长提出的要求，因为我个人的理念是如果我们能够对老师好一点，令老师感受到他们是被关怀、被尊重的专业人士，对于优质教育一定有好处。当时，即二○二○年七月十一日，我说我是很有诚意与教育同工有商有量，希望与教育界建立伙伴关系，一起为提升香港教育质素努力，让教育回归教育，让校园不再受政治和如“违法占中”般的社会行动所影响。政府这些努力曾经带来一段时间的理性互动发展，但可惜好景不常，这个好景不常就体现在修例风波期间，我刚才形容的那些行为方面。
至于有记者问及，往后我们没有教协作为合作伙伴会怎样。事实上，这两年来，凡有教育问题，包括在疫情期间学校开或关、进行面授课程或网上学习，我们都很主动接触教育界。教育界除了这一个教师工会，当然亦有另一个教师工会，亦有更多学校团体──有办学团体、中小学校长会、家长教师会──有很多很多教育团体，我们会继续就如何做好教育，以及与教育和疫情相关的工作，直接征询这些大量的教育团体的意见。至于对于教协未来的情况，你用到“取缔”二字。要取缔一个组织或工会是须要有法律基础，我今天不会评论有没有执法机构正进行这些调查工作，但我可以很确切跟大家说，在香港要做这些所谓取缔的行为，都要有很坚实的法律基础和很充分的证据，我们才会如刚才所说──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我希望每一位老师都不要认为我们这次行动是不认同老师对香港的重要性或背弃了我本人对于优质教育的投入和热诚。我相信香港绝大部分老师是尽心尽力教育我们的学生，亦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透过这些老师的共同努力，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有国民身分认同、香港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依法、守法的下一代。多谢大家。 |
